梁启超在1900年所做的《少年中国说》率先把少年与国家绑定在一起，“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1915年陈独秀为《新青年》所写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同样热情洋溢地赞美青年，并将青年与社会联系起来，“青春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身。”

1916李大钊在《晨钟报》创刊号上发表了《“晨钟”之使命》，则寄予了青年复兴中华民族的使命，期与我慷慨悲壮之青年，活泼泼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气，尽二十稘黎明中当尽之努力，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

“五四运动”让中国的青年阶层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以救国救民奋勇担当的情怀、积极探索不怕挫折的精神、奋不顾身追求真理的行动，向时人证明了自己的存在。

这也就涉及到“青年何为”的问题了。很显然，此时的青年不仅仅是一个年龄概念，青年还被赋予了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涵义。青年首先是政治性的，他们是新的国民，是新的民族、社会和国家的象征，他们承担着进步和复兴的使命；青年也是文化性的概念，他们是新文化的主体，是思潮和学运的主力军，由学生发起运动继而蔓延到全社会。

青年的政治使命和文化使命，从“五四”一直延续下来，青年是“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小时代：个人主义与消费主义

可以说，从“五四”以来，主流意识形态所召唤的青年，都是“大时代”的青年。何为“大时代”？文化学者南帆曾这样解释，

“‘大时代’意味了整个社会拥有一个相对集中的主题，人们仿佛齐心协力，共同完成宏伟的社会工程，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意识到自己在这种社会工程之中的位置。”

也就是说，青年与社会是一种共生共荣的关系，青年是历史结构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每个青年也能够在历史结构中找到自己的归属和定位，并拥有一种主体感。

但我们当下的时代，则是一个“小时代”。抛开小说《小时代》的内容，不少学者还是认为，其作者非常准确地命名了我们这个时代。“小时代”首先指的轰轰烈烈的时代主题不再了，经历了“五四”、抗战、建国、改革开放，我们的时代进入了一个平稳发展期，青年与时代的那种相互裹挟关系，慢慢解绑。“小时代”指的更是青年与社会历史的脱钩，青年“沉溺乃至陶醉于‘小’的感觉而回避、逃离公共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