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告台湾同胞书》第一次明确提出，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从“解放台湾”到“和平统一”，看似一词之差，但背后的一个核心动因和内在逻辑，反映的却是党和国家战略转移及改革开放国策的实行。

“亲爱的台湾同胞：今天是一九七九年元旦。我们代表祖国大陆的各族人民，向诸位同胞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衷心的祝贺。昔人有言：‘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欢度新年的时刻，我们更加想念自己的亲骨肉——台湾的父老兄弟姐妹”。这是1979年元旦，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开头的第一句话。

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吴国祯至今依旧对发表于40年前的《告台湾同胞书》记忆犹新，他甚至还能原原本本背出其中几段话。1979年元旦的早晨，刚起床的吴国祯一边洗漱，一边习惯性地打开收音机。突然间，收音机里正播发的《告台湾同胞书》，让他停下了一切。播音员以温婉的声音念道：“我们知道，你们也无限怀念祖国和大陆上的亲人。这种绵延了多少岁月的相互思念之情与日俱增。自从一九四九年台湾同祖国不幸分离以来，我们之间音讯不通，来往断绝，祖国不能统一，亲人无从团聚，民族、国家和人民都受到了巨大的损失。所有中国同胞以及全球华裔，无不盼望早日结束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听到这里，吴国祯忽然失声痛哭。

吴国祯说，哭，是因为想家。大陆与台湾仅一水之隔，但10年来，他与台湾家人如隔天涯。《告台湾同胞书》30年来第一次宣示了大陆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在吴国祯心头燃起了“回老家看看”的愿望。

《告台湾同胞书》的主笔，是时任《人民日报》国际新闻部副主任的谭文瑞。他说起这段往事时曾讲过，《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源于国内国际两大因素，而最根本因素是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分析了中美建交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国内情况的新变化，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因此全会指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全会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和祖国建设的事业继续作出积极贡献。”

《告台湾同胞书》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全国政协立即热烈响应，当天下午就召开了座谈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七届中央主席朱学范当时就在座谈会现场。他生前曾回忆道，那场座谈会由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主持。邓小平在会上说：“一九七九年元旦，这是个不平凡的日子……有三个特点：第一，今天是我们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第二，今天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第三，今天把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邓小平还强调：“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告台湾同胞书》体现了我们对台湾的回归和祖国统一的大政方针、基本立场、基本态度，但仍要做许多工作。”

朱学范在回忆录中写道：“这（《告台湾同胞书》）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告，它将在改变海峡两岸的对峙局面上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之后，全国政协积极地行动起来，为落实《告台湾同胞书》的内容做了大量工作。1980年元旦，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邓颖超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说：“《告台湾同胞书》所明确宣告的大政方针不是权宜之计，更非所谓的‘统战攻势’，完全是以中华民族的大义和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希望台湾当局审时度势，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朝祖国统一的目标前进。同时，我们相信富于爱国传统的台湾人民一定会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积极贡献。”

就在那天，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主持了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提议以全国政协的名义发表《致台湾同胞春节慰问信》。后综合领导小组成员的意见，由耿文卿等人当场修改、定稿。2月15日，政协五届全国委员会发出了《致台湾同胞春节慰问信》，慰问信提出，希望台湾各界人士敦促国民党当局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首先实现通邮、通商、通航。

“欢迎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访友、旅游参观、经济交流”等情真意切的邀约，立即在岛内激起热烈反响。继叶剑英发表“有关和平统一台湾的九条方针政策”之后，1981年，蒋经国的幼年好友廖承志通过电报，将一封书信发送给了他。这封信字字情真，呼吁蒋经国“实践于统一大业”，方能“忠孝两全”。在大陆不断释放善意、岛内呼声强烈、国际形势变化中，1987年10月，国民党当局作出开放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的决定。

从此，两岸交流之门正式开启，再也没有什么势力能将其关闭。

1993年，在海协会的倡议和积极推动下，在“九二共识”基础上，第一次“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这是海峡两岸授权的民间机构最高负责人首次会晤，也是两岸分隔40余年后，两岸高层人士首次接触商谈。2005年，连战应中共中央和胡锦涛的邀请，率领国民党访问团展开“破冰之旅”访问大陆，国共两党领导人实现时隔60年的首次历史性握手。

然而，和谐与交流之中，也隐藏着危险的信号和阴暗的图谋。2005年，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李登辉在美国提出“两国论”，企图使“台独”动作在他下台后能够延续。而陈水扁上台后，不仅继续修改台湾课本，更通过“公投入宪”“公投立法”“公投台独”等操作，将台独活动日益升级。这一系列的动作，不仅让两岸追求和平的民众倍感忧心，也引起了民主党派的高度重视。

如何在法理上遏制“台独”分裂势力？这个沉重的问题摆在了全中国人民面前。

时任民革中央主席的何鲁丽详细回忆了民革中央建议制定《反分裂国家法》的过程。当时，民革中央认为，涉台法律问题是反分裂斗争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长期以来，台湾当局为实现台湾的“法理独立”做了大量准备，进行了6次所谓的“修宪”。李登辉抛出的“两国论”正是以1991年以来台湾的几次“修宪”为法律依据的。在国际上，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国内立法形式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等法律或议案。这些都说明，在反对“台独”、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中，尽快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是十分必要的。

为此，民革中央在2000年的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以“第0232号提案”的形式提出了关于尽速制定“反分裂国家行为法”的建议，并就制定这部法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法案名称、立法原则和内容作了重点说明。

该提案引起了各方的高度重视，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在对该提案的答复中认为，“制定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国家法律意义重大”，必须“深入研究”。

5年之后，2005年3月8日上午，出席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的200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列席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关于《反分裂国家法（草案）》的说明，并对该草案进行了小组讨论。讨论中委员们一致认为，本次全国人大会议审议《反分裂国家法》，是十分必要的、适时的，是顺应民心民意之举，符合包括23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必将有力地遏制“台独”分裂活动，必将有力地促进两岸关系的稳定与发展，必将有力地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反分裂国家法》出台后，大陆“反独”与“促统”形成合力，带领全体中华儿女，走在祖国和平统一之路上：2015年，两岸领导人首次会见，“习马会”81秒的世纪握手，让多少人潸然泪下；而解放军飞机绕岛巡航成为常态，彰显了全体中国人民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决心。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至今，已经40年。作为见证者，这40年来我已经强烈感觉到和平统一可期。”吴国祯感慨地说。

直到1993年，台湾当局才对他解除入台禁令。当时台湾正处于经济起飞时期，“钱埋脚面”，财大气粗。他在北京清华大学教书的工资和台湾同龄同职务老师工资比，仅有后者的1/10，科研经费更少得可怜。而当时，台湾社会对“统一”的普遍看法是，等两岸生活水准接近后再谈统一。

不过，今天情况不一样了。短短20多年间，今天再和台湾同行比，吴国祯的工资已经高于台湾，而科研经费更是远远比台湾同行多得多。“这说明，改革开放已经让大陆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软实力也大大提高。”

“最近我听说，再过2年福建GDP就能赶上和超过台湾，这必将对台湾形成巨大影响。”吴国祯说，从1945年台湾光复开始，其经济总量就超过福建，而现在福建都要赶上台湾了，会在台湾形成一股反思潮：大陆发展这么快，在制度层面，一定有它的优越性。因此，台湾民众必将会重新审视大陆政治制度和民主等，甚至不再排斥。那样，和平统一会再次向前迈进。

2015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根本上说，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是祖国大陆发展进步。我们要保持自身发展势头，同时采取正确政策措施做好台湾工作。”

国台办海研中心主任李逸舟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两岸最终实现统一的决定性力量。李逸舟说，实力是决定行为体之间互动逻辑的最基本因素。如今，两岸经济社会实力的对比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期待着在大陆这片热土追逐自己的人生理想。2018年2月28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简称惠台政策“31条”），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

过去的40年，两岸有识之士勠力同心，争取到了珍贵的和平与发展的果实。而在光明的未来之路上，两岸民众也必将携手，捍卫祖国的统一，共谱民族复兴的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