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我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康，具备化解各类风险的能力。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压实各方责任。同时，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更好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结合上述目标，对应中国金融业当前发展的喜与忧，不少金融圈内人有话要说。

短期内金融创新与融资难并存

“近两年全社会融资结构的变化中，人民币贷款和债券市场的融资明显上升，其他项目则有所下降，这使较易获得贷款或有发债资格的融资主体有所受益，而难以贷到款和发不了债的企业融资环境愈发复杂。同时，‘资管新规’是正本清源的必要之举，但转型不易，‘阵痛’在所难免。”中国银保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这样表示。

在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李东荣看来，任何金融创新若脱离实体经济的客观需求，就会偏离方向、违背规律，从而走向或自我循环、或过度膨胀、或非理性繁荣。只有真正符合实体经济、符合经济规律、深耕业务场景的金融创新才可能有持续的生命力。因此，发展金融科技要始终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和人民生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抓住经济社会和人民群众最需要的金融服务场景，提供接地气的金融服务，从而不断提升金融科技供给对多元化需求的适应性和有效性。

越开放越自信

从去年4月到今年10月，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统筹领导下，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和证监会先后出台了64条具体的金融业开放措施。另一组数据则是，中国近200万亿元的金融资产中，外资金融机构只占1.8%。

对此，国务院参事、中国银保监会原副主席王兆星表示，要完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继续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不断完善房地产金融政策、金融宏观审慎管理、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及金融监管体制，通过不断地改善和优化金融供给结构，以更好满足实体经济的合理需求，促进经济和金融的高质量发展。

金融开放为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新的预期。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表示，展望2020年，要推动全球经济的增长、应对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关键要应对好四个方面挑战：第一，要尽最大努力维护国际多边贸易体系；第二，要尽快推进同数字经济相关的国际规则的制定；第三，人工智能的某些重要方面同国家安全紧密联系，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制度性安排；第四，应对地缘政治方面突发事件的冲击。

对中国而言，把握金融开放的机遇是当务之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屠光绍认为，金融开放战略要靠改革来支撑。中国很大，市场也很大，若要吸引外资并促进其长期投资和布局，要注重三个方面改革：一是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包括资本市场及国资国企的改革等等；二是政府治理方式的改革，应尽量避免市场化改革推进过程中与政府治理发生碰撞；三是营商环境的变革，要不断优化外资进入中国后的运营成本、监管环境等。

数据安全是金融业发展的底线

金融业正在经历历史性巨变，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

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李伟强调，数据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确保数据安全应是始终恪守的底线。首先应在组织、机制和标准等方面加强统筹谋划。其次，要根据统一的数据标准体系，建立全局数据模型和科学合理的数据架构。再者要遵循“用户授权、最小够用、全程防护”原则，充分评估潜在风险，把好安全关口，加强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严防用户数据的泄露、篡改和滥用。

“在新型数字环境下，经营者在数字技术运用上更加专业、纯熟，而消费者却越发处于弱势地位。首先，法律供给有待完善，其次，随着电子化时代的到来，在应对基于数字平台的侵权行为时，消费者不得不花钱从第三方公司处获得法院认可的证据，这对消费者单体是极大的挑战；再次，数字技术知识对于消费者存在壁垒。因此，在鼓励创新的同时，政府和市场都应该给消费者提供更有效的保护机制。”谈及此话题，国家外汇管理局总会计师孙天琦这样表示。

与此同时，银行数字化转型已经迫在眉睫。中国银行首席科学家郭为民表示，目前银行创新步伐虽有加速，但推动以客户为中心的数字化转型仍然存在个性与标准、封闭与开放、线上与线下、协同与分散、体验与风控、敏捷与稳健六大矛盾与困难。实施路径上，关键要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推行扁平化的敏捷银行管理模式，通过推动渠道、产品、生态、营销、风控、运营等六大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最终实现前台融入场景、触角广泛，中台敏捷迭代、智能定制，后台集中高效、整合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