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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国家博物馆“文物医院”

2019年12月19日 10:23 | 作者:付裕 | 来源:人民政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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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大铁门吱吱扭扭地自动打开,迎面而来的是凶狠且警觉的高声犬吠。很明显,这只狂吼的守门犬并不喜欢陌生人到来,它跟随很多360度旋转摄像头一起,怒目瞪向初来乍到的客人,大声地表达着绝不可随意闯入的威严警告。

这里,就是传说中的国家博物馆文保院,140余万件文物修复和保护的“文物医院”,低调且神秘。

化己为人

这座隐秘在北京南四环外高耸居民楼中的小院,在犬吠后很快恢复往日的平静。在飘满墨香的静谧房间里,吕雪菲对着白墙正端坐桌前,仔细地临摹着宋代山水长卷。这是她作为一名书画修复师工作8年以来的“日常”。

她的背后,是一扇三开明窗。向东南望去,明亮无尘的玻璃窗外,钢筋水泥的高架桥上车流如注。夕阳的余晖渐渐把窗棂染成温暖的橘红色,让吕雪菲的黑色长发边缘泛起一片淡淡的绯色。在今时与历史之间,神秘的时间形成了奇妙的循环。

她的师傅王秋仲似乎并不讨厌现代化的建筑,但他依然选择背对窗户而坐,只是在需要休息眼睛时,才摘下眼镜站起身来看看窗外。游目骋心,这样惬意的感受,更多还是凝聚在文献书画复制研究的工作过程当中。

师徒传承,是文物修复工作中最为常见的传承方式,在这里也同样得到延续,这与书画文献修复和复制工作繁复、专业、难度较高的性质密切相关。对于师傅王秋仲而言,这项工作不仅需要过硬的专业技术,还需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板凳。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工作的45年中,他已经临摹了3000多种、5000多件作品。

“一定要忠实于原件,绝不能有自己的风格。这是书画文献复制工作的铁律。”吕雪菲强调:“师傅说,要有原件书法的气、神、韵,就一定要揣摩作者的书写风格和习惯,勤加练习,最后,直接摹写出来。”

在书画文献复制领域,除了手工临摹,还要综合或交替使用照相制版、石印、胶印、油印、铅印、木刻版印等技术手段,将文献上所有内容形象、原本地重新映现在新载体上。此后,经过仿旧作残等技术处理,再现文献流转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历史痕迹,最终,使复制品从载体质地、字迹图案、笔触风格、颜色饱和程度、形状构造、残旧破损状况等与历史文献原件“别无二致”。使之从图文内容、外观形态无限趋近原件,以满足博物馆、纪念馆陈列展览的需要。

从中国人民大学书法专业硕士毕业后,吕雪菲就来到中国国家博物馆文保院,在迄今为止的8年间里,她复制了约280余件藏品,大部分为书法、手迹类藏品,也有少量绘画。其中就包括孙中山《博爱》横幅(毛笔)、胡适《科学概论》讲义手稿(钢笔)、周恩来亲笔起草的亚非会议补充发言稿(铅笔)……对她而言,“必须无限趋近于原件”。

“寂寞不可怕,没有人传承才真正可怕。这项工作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成的,需要大量的研究、练习和实践。”已经退休5年、又被中国国家博物馆返聘5年的王秋仲慢慢地说:“对于这项工作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化己为人’。我还能干几年,接下来,就要交给她们啦。”

静心凝神

与吕雪菲一样的80后,在国博文保院的书画文献修复研究所里还有好几位。他们面对的,则是修补破损的古代书画。坐在同一个办公室的王熙林和王博成为了一对“难兄难弟”,他们面对着两件来自西藏博物馆的文物,分别是清代的藏经和碑拓。

王熙林和王博的凳子都很矮,座位朝向窗口,夕阳透过窗棂射进来,斜斜地落在旁边的黄色柜子上。3个多月以来,每当累了,王博就抬起眼睛看看窗外,思考着下一步该如何进行。“与其他碑帖不同,这件西藏博物馆所藏降龙罗汉石刻拓本,是以唐卡的方式装裱的。”面对提问,王博显得既兴奋又无奈,“因为纸和布两种材质干湿伸缩率不同,百年以后,画面就成了现在这样,布满了一个接一个的裂纹。”

怎么办呢?

“没办法,只能一个一个地补。”王博有点儿腼腆地笑着,用镊子挑出一片暗黑色的、针尖大小的六级棉连纸片,慢慢地对比起来,然后,淡淡地说:“我坐在这儿3个月了,才补了这么一块儿。”他拿手比划了一下1/3的画面,果然,修补过的地方墨色均匀,线条流畅。“这个没办法,只能一点点地来。”

这种六级棉连纸,薄如蝉翼,是专门用作拓片的材料。经过反复挑选,王博最终放弃了传统的书画修补方法,而选择将六级棉连纸拓黑,成为修补这件西藏博物馆罗汉拓片的首选。

与王博的“纠结”不同,王熙林的修复桌上布满了各色工具。不同粗细的竹启、竹针,彼此不同的木笔、骨刀……竹、木、角、骨制成的工具被细致地摆成一排,品质上好的梅鹿竹臂搁旁边,是里面盛满清水的竹制笔洗,虽然桌子不大,但充满文人气息。

问起这些工具的来路,王熙林有点儿害羞,最终承认这都是他“课余”时间的作品,“因为修补这些经书,用得着。”

这批来自西藏博物馆的经书,已经完全氧化,显现出金属锈蚀的斑斑点点,王熙林的工作,就是将每个藏文文字一点点地清理、补齐。最难的是,有很多藏文不认识,每补一个字都要查阅大量的资料,最终才敢动手,恢复文字原状。

也可以说,藏经上的每一个字,都严格考验着王熙林的经验与耐心。

走一步,问三步

“电梯实在太慢了,要不,咱们走楼梯吧?”脸露微笑,声音甜美,中国国家博物馆油画修复研究所负责人赵丹丹亲切地说道。她的眼镜框边缘泛出五颜六色的光,那是走廊里明亮的射灯散射出的奇特光芒。

1950年,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成立不久,革命文物复制机构随即组建,开创革命文物复制先河。1952年,北京历史博物馆建立文物修整室,奠定国家博物馆文物保护修复工作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初期,自然科学开始应用于馆藏文物的保护修复,两馆应时而变,成立文物保护实验室,后来又组建文物科技保护部。中国国家博物馆文保院副院长周靖程介绍说:2018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进行工作格局重塑、流程再造和组织重构,在原文物科技保护部与艺术品鉴定中心科技检测室的基础上,组建国家博物馆文保院。在这里,“80后”是文物修复的“主力军”。

“与西方油画不同,中国油画的修复是更为独特的工作。”赵丹丹说道:“中国油画只有近百年历史,与国外油画创作的材料、工艺等都有区别,油画修复行业更是发展不成熟,国外经验无法复制,因此,许多保护修复和研究的工作都是开创性的。”赵丹丹说:“我们的工作,基本上是走一步,问三步,摸着石头过河,需要特别谨慎小心。”

油画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最为重要的馆藏文物种类之一。数量多、幅面大、题材丰富、时间跨度大,保护修复工作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与独特性。“因为历史条件所限,中国油画的发展道路非常曲折,画布、纸张从四面八方而来,颜料更是多种多样,各有不同。为了创作,画家们常常“就地取材”或受资金限制,他们可能会寻找其他替代品,比如,一幅画上即使看着相同的颜色,可能会是不同的颜料。这就给油画修复工作提出了更多难题。”赵丹丹的手很准确地搭在油画框边的墙上说道:“材质问题的辨别是中国油画修复的基础问题之一。只有了解待修复文物的材质,才有可能更好地进入下一步的修复过程。”

“作为文物医生,对于油画的修复和保护,二话不说,第一步就是‘体检’。”赵丹丹带领大家在扫描电镜实验室中,找到了最为合适的比喻词。

赵丹丹小心翼翼地从中拿出两个小小的金属样品台。在样品台上,居然是一粒肉眼几乎看不见的颜料样本。“这是从同一幅油画中,取出的两个红色颜料样本。肉眼看上去,两个颜色一样,但经过检测,结果却明显呈现出差异。这能说明什么?”赵丹丹的双眼透过镜片犀利地扫过整个房间,像主任医生一样询问在场的所有人,没有回答。

“这说明,这幅油画,曾经在完成之后,极有可能又经历了修改。”赵丹丹说。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

同样需要“体检”的文物,还有各种各样的金属文物,尤其是青铜器。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周靖程说:“中国国家博物馆文保院积极贯彻文物保护方针,除书画文献修复研究所和油画修复研究所以外,这家‘文物医院’还下设环境监测研究所、藏品检测与分析研究所、金属器物修复研究所、器物修复研究所。而这6个研究所的存在,基本上涵盖文物保护、修复的主要领域。”

其中,金属器物的修复是国博文保院的强项。每年,都有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金属器物,尤其是青铜器被送进这里,请求协助修复。这些文物走进文保院之后的第一项检查,就是要拍照留存影像。

这是“体检”的第一步。

中国国家博物馆文保院拥有30多台设备,专门为各类文物做“体检”。其中,包括恒压X光探伤机、场发射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台式扫描电子显微镜、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仪、便携式X射线能谱仪、面探X射线衍射仪、显微红外光谱仪、便携式傅立叶红外光谱仪、双通道多光谱仪、离子色谱仪、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等等。文物被送入文保院,第一步就是对文物进行信息采集工作。这是文物修复师张然的“日常”。

青铜器出土之后,往往出现断裂、残缺、腐蚀、硬结物、层状堆积等多种损害,除人工清理之外,超声波洁牙机、激光清洗机等设备也会使用。但化学试剂一般比较慎用,因为可能会造成文物一些不可预见的改变。

“体检”之后,文物保护修复方案相应制定,并需要专家评审通过。这是国博文保院文物保护修复的标准流程。而在保护修复过程中,文物健康状况也将得到持续监测,这也是高科技时代文物修复和保护工作的重要保障。

编辑:李泽杰

关键词:文物 修复 博物馆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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