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财政部有关同志在会上表示，财政部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建立了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在保持“中央切块、省级细化、备案同意、快速直达”流程基本不变，对直达范围、分配办法、工作机制和资金监管等方面进行了适当调整，通过改革优化资金分配格局，进一步发挥好直达资金惠企利民作用。

灵活、精准、合理、适度——这是近年来业界对宏观政策的一致评价。基于这一评价，在日前举办的第三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上，多位业界人士围绕政府与市场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各自须扮演的角色，展开了讨论。

宏观政策的配置格局“正在不一样”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认为，从宏观经济政策的配置角度来看，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是，宏观政策的配置越来越围绕着市场主体转，越来越以市场主体为中心，越来越聚焦于市场主体。“2020年我国经济工作的‘六保’‘六稳’，在‘前三保’当中，更重要的是保市场主体。其道理是，只有保住了市场主体，才能保住就业。市场主体不在，谈不上就业。而只有保住了就业，才能保住民生。只有做到了‘前三保’，才能保住中国经济的基本盘。从而才会有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粮食能源安全，基层运转正常。‘六稳’也是如此，只有保住了市场主体，才能保住就业，才能稳外贸、稳投资、稳金融、稳预期。”

“在去年和今年连续两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都以‘青山’二字喻指市场主体：去年的说法是‘留得青山，赢得未来’；今年的说法就是‘青山常在，生机盎然’。市场主体正在恢复元气，正在增强活力，还需要给市场主体再帮一把。”高培勇表示，过去一年，市场主体感到经营困难，这种情况下要保证经济正常运转，社会大局总体稳定，其前提就是保住、稳住市场主体。

“当我们谈到构建新发展格局，并将新发展格局的主攻方向定位为高水平自立自强时，要依赖于创新与改革，而创新的主体是市场主体。从去年开始，为了抗疫复工复产，财政政策安排的主体无疑是减税降费，但和书本上学到的有所不同，最大的变化发生在减税降费的机制安排上。”高培勇打算“解剖麻雀”。

比如，在给谁减税降费的问题上，以往没人会问这个问题。因为税与费不是个人交的、就是企业交的，所以减税降费，受益者不是个人就是企业。而这两年我们强调的是，给市场主体减税降费，减的是涉企税费，个人虽然也能享受这样的效益，但其不是重点。

另外，这两年减税降费的重点不是企业所得税，而是增值税和社保费。对于市场主体而言，增值税和社保费处于成本核算环节，而不是处于它的利润分配环节，其目的就是给市场主体降成本。

市场操作影响到“六稳六保”？

政府该出手时须出手

“政府要做好经济健康发展的守护神，要维护好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而是必须做好的问题。”全国政协常委、成都市原市长葛红林这样说。

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前一段阶段，大宗商品出现了大幅度上涨。经济界和实业界有不同的观点，搞实业的观点非常一致，认为严重偏离了产业运营过程的正常价格链，供需基本面并未发生实质改变，成本也不支撑价格出现如此大幅度上涨。我也认为，对基础原材料的宏观调控来讲，稳价格也是十分必要的，并以保持在合理向下的空间为宜。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合适相对稳定的价格，才有利于产业链的行稳致远。5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应对大宗商品价格过快上涨及其连带的影响，然后价格就下跌了；5月19日国务院又开了会，大宗商品价格继续回调。对这种及时有效的引导，实业界十分赞成，该出手时必须出手，这是政府的应有之义和应尽之责。”

政府还要不断注入经济发展的活力。“那是2004年，我还在成都做市长，当时中央电视台做了一个‘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城市’的评选，选出10个城市，分别是沈阳、大连、东莞、杭州、青岛、深圳、成都、苏州、温州、无锡。9个都在沿海，一个在西部。我记得我在获奖会议上说，城市的活力比城市实力更重要，有实力没有活力的城市会变得没实力，而有活力终将变得有实力。”

城市怎么促进经济？葛红林表示，发展经济是一个系统工程，首先要营造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这是充分必要条件。要紧扣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来发展经济，这也是衡量经济发展好否的重要标志，政府工作就是要不断地去提升、去丰富、去满足人民群众对安居乐业的美好向往。

关于住房问题，葛红林表示，提议每个城市应根据未来的发展，确定自己常住人口的增减，制定相应的政策：“城市不可能都是富人区，北京保姆市场很大，小时工保姆住在哪里？众多的快递员工晚上又住在哪里？要充分盘活央企和地方国企在城市中的闲置工业用地，为城市发展贡献力量。同时，不应再将房地产业作为城市发展的支柱产业，但应加快工薪阶层住房条件的改善。住房改善的过程也是带动消费的过程，至少会有效带动白色家电、装饰、建材、甚至汽车等很多产业”。

用“政府和市场经济学”，

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

观察研究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变化，还要走出实践上升到理论的路径。

据全国政协常委，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联合主席李稻葵介绍，“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是一批清华大学以及国际经济学的学者在过去三四年以来认真打造的一个经济学分支。“政府与市场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一个新的分支，有三个基本原则：“第一，政府已经成为当代市场经济中极为活跃而重要的一个参与者；第二，一个经济体发展得好不好，运行得是否平稳，是否能够避免金融危机，关键取决于政府的行为；第三，政府行为的好与坏，是由其背后一系列机制所决定的，这些机制决定了政府工作人员和决策者的行为。”

李稻葵指出，总结经验，国内国外的学者一致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史的一个基本经验，是经济要发展，一定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定要处理好政府自身的行为，而这也是当代经济学重视程度远远不够的地方，更是我们要搞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初衷。

“希望通过打造这个新的学科，能让国内的经济学研究上一个台阶，也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并在理解的基础之上，接受中国目前行之有效的一些处理市场经济问题的一系列做法。希望通过我们的学术研究，让国际同行在理解的基础上，接受中国经济的思想与实践。”李稻葵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