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5月29日–6月2日，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祖尧堂参加法国远东学院组织的国际讨论会，讨论“宗教与中国社会”，有个美国学者说，你们怎么这么糊涂呀，居然还讲“中国”，以后不要再讲了。中国学者听了，都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当时，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就坐我旁边，别提多着急。你瞧，咱们研究中国，中国都没了，这叫怎么闹的。他是替汉学家急呀。

　　现在，中国是什么？理解有点乱。但有一点我还明白，我是待在中国用中国语言研究中国，老土老土。维基网站说我是汉学家，不对。其实，我哪儿是什么汉学家呀。

　　汉学，本来类似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和印度学，是东方学的一个分支。研究者都是受过专门训练的欧美学者，我们是被研究者。两者的位置不一样，就像花鸟虫鱼不等于植物学家或动物学家。我想，几乎没有哪位中国学者乐於说自己是这样的汉学家，哪怕他负笈海外受过系统的汉学训练。

　　不错，我说过，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和汉学研究还不是一码事，更不同意说，我们的研究就是汉学的一部分。这里既包括文化背景、学术训练、工作语言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也包括观察角度、文化立场甚至政治立场的不同。这些不同是一些实实在在的不同。不同才需要交流，才需要相互学习。这里根本不存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既然不是汉学家，那你就是国学家了。有人推论，事情只能如此。但我说，不。我也不是什么国学家。

　　国学是什么学？有人长篇大论，云山雾罩，越说越玄。我的理解很简单，国学就是“国将不国之学”。中国，这100年变化太大，国早就不是原来的国，学也不是原来的学。如果非叫“国学”，那也是一门土洋并举、中西合璧带有过渡性质的学问，有人叫“新国学”。但语言学是新小学吗？考古学是新金石学吗？哲学史是新子学吗？文学史是新集学吗？怎么听怎么别扭。

　　有人说，国学是中国人用中国方法研究中国传统纯之又纯的学问，好像国学在中国从来就有。其实，中国虽有自己的学术传统，却从不以国学自居。

　　中国也当过老大。老大都是“不拿自己当外人”。只有“外人”（others），才入於蛮夷列传诸藩志。殖民时代，东方学就是西方人的蛮夷列传诸番志。自己，那是另一回事，什么你的我的，全是我的，我的还不就是你的。如果自己就是一切，当然没必要另立名目。这就像欧洲只有东方学，没有西方学。西方学，我们叫西学。这是我们给它起的名字。明代晚期以来，西方人来了，他们带来了最早的西学。其实，只有从我们的角度讲，才有所谓西学。

　　西学和国学是欢喜冤家。我理解，国学是西学东渐，被西学逼出来打出来的学问。西学未入，无所谓国学。国学是对西学而言，以前没这个叫法。有这个叫法，目的是为了强调中国有中国自己的传统，不甘作西学附庸。不但不甘，还想反客为主，重当世界文化的老大。

　　人都是没啥想啥。我觉得，“老大”是个很无聊的想法。

　　国人倡言国学久矣，但什么叫“国学”，谁也说不清，没法说清。前些年，国学网选“国学大师”，什么叫“国学大师”，根本没标准。

　　鲁迅说，“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其实，王国维是靠西学起家，《流沙坠简》是利用沙畹的考释。虽然他是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他有一个梦，将来的世界还归孔子领导，“东方之道德将大行于天下”。但就连他老人家都主张“学无古今中外”。我不信，中国学问只能按纯之又纯的传统方法研究。

　　“学无古今中外”是我的一个梦。承认差异，理解差异，相互交流，相互学习，才能实现这个梦。

　　中国有取经传统，只取经，不传教。早期留学海外者，都是为了取经。他们差不多都有雪耻争胜的冲动，但学成归来，毕竟无法画地为牢、固守藩篱。比如傅斯年，他是个“汉胡不两立”的强烈爱国者，有人称他为“义和团学者”。他的口号是“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但怎麽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他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以philology改造中国的经学、小学，以archaeology改造中国的史地之学。

　　中国现代学术，什么都师法外国。取经回来的人，个个是祖师爷。如考古学从美国学（李济、梁思永），语言学从美国学（赵元任、李方桂），思想史从美国学（胡适、冯友兰），艺术史从日本、德国学（滕固），汉学史从法国、德国学（陈寅恪、傅斯年）……

　　中国学术与法国汉学有缘，两者的缘份是什么？是王国维说的“五大发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世界各文明古国都遭遇“探险式考古”。这五大发现，至少有三大发现是中法学者共同关心，既和罗王之学有关，也和法国汉学有关，双方是借发现连在一起。一是“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二是“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三是“中国境内之古外族之遗文”。

　　和三大发现有关，简牍学、敦煌学、金石铭刻、西域南海考证（方言考证、史地考证和名物考证），以及中国传统宗教（道教）和外来宗教（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一赐乐业教、也里可温教、回教），还有蒙元史、突厥史，一直是法国汉学的强项。

　　对中国学者来说，法国汉学的吸引力主要在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重经史考据，对法国汉学擅长的philology（西方的考据学）情有独钟。中国的边疆地区，与周边地区有很多陆路往来和海上往来，文化背景很复杂，没有语言上的功夫，很难有深入了解。此学是汉学基础，最难，陈寅恪学了半天，回国后，“自审所知，实限于禹域之内”，比起法国学者，毫无优势而言，不得不“捐弃故技”，还是缩回到他更擅长的本土之学。

　　第二，法国汉学以西域探险为背景（这种探险到处都是考古学的先声）。这一背景当然有殖民时代的历史印记，和中国学者的感受不一样（何止不同，简直相反）。晚清以来，中国人有强烈的危机感，他们对内的感受是“瓜剖豆分”，对外的感受是“虎视鹰瞵”。四裔之学，因而成为经世之学。冯承钧编译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主要就是介绍法国汉学对中西交通和边疆史地的研究。冯氏是伯希和的学生，对介绍法国汉学有大功。我们都很感谢他。

　　同样，法国汉学对中国学术看重什么，也很说明问题。

　　1933年，伯希和访华。他说，在他心目中，中国学者真正够得上世界级水平，只有两人，不是胡适，不是陈寅恪，而是王国维和陈垣。伯希和为《王国维遗书》写过书评，他看重的不是王氏的古史研究，而是他对边疆史地和蒙古史的研究。陈垣也是以宗教史研究被他看重。他看重这两个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外语有多好，对西方研究多熟悉，而是因为有共同兴趣，双方都有可以取长补短的地方。

　　我认为，中国人研究中国，没必要跟西学抬杠。土有土的好处，也有土的坏处。洋有洋的好处，也有洋的坏处，重要的是互补，而不是抬杠。中国，不光中国人可以研究，谁都可以研究。你研究你的，我研究我的，不必争高下。汉学家研究中国，特点是由远及近，由表及里，跟我们相反。他们掌握语言多，对中国四周的邻居了若指掌，比我们有世界眼光，这些都是我们所不及。我们学不了，可以让孩子们学。

　　现在，美国是国际学术中心，很多人都把美国当作梦。

　　有一位中国流亡者说过一句话，刻骨铭心，我印象很深，一直忘不了。

　　他说，他到美国的最大感受是：我得到了天空，却失去了土地。研究中国，一定要居高临下从天上研究吗？不一定吧。

　　太阳挂在天上，月亮挂在天上，我们住在地上。

　　地上很好玩。从地上看天上，很好玩。

　　中国道教，最高理想是得道成仙。古时候，很多人都希望，服食金丹大药，最后两臂生羽，身轻飞举，岂不快哉！但《彭祖经》的建议是，天仙固然很好，但如果你耐不住天上寂寞，最好还是留在地上做地仙。

　　苏东坡说得好，月亮看着漂亮，其实冷冷清清。“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水调歌头》）。他没上过月亮，但事情还真让他给说着了。那地方温差太大，白天摄氏127度，晚上零下183度。

　　我以为，研究中国，离不开中国。土地很重要。对我重要，对汉学家也重要。

　　我们还是待在地上，脚踏实地地研究中国吧。

　　2014年1月27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原标题：同一个中国，不同的梦想——我对法国汉学、美国中国学和所谓国学的点滴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