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已经离开协和将近两年，曾经的“急诊科女超人”于莺还是常常被追问同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辞职？”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这座“东方医学王国”像一座堡垒，里面的医生掌管生死密码，拥有至高无上的尊荣。

　　去台湾学习全科医疗模式，开淘宝店，想开个人诊所却处处碰壁……危机感始终伴随于莺离职后的每一天。下个月，由于莺担任CEO的北京美中宜和综合门诊将正式对外营业。过去，于莺用幽默率真的微博轻搔医患关系的痒处，现在，于莺希望打造一个“有温度的诊所”：“让人来到这里很放心，不用担心遇到不好的医生，给你开很多的检查和很多的药。”

　　现在比在协和做急诊还累

　　两部iPhone在同时急促响起，于莺飞快地扫了一眼，然后挂断其中一个，接起另一个，语调上扬：“亲爱的Alex，你说……”她正在联系一个儿科线上复诊的O2O项目。

　　于莺的办公室正对着窗外的车水马龙。她身着一袭合体的黑底白点职业套裙，举手投足间颇有几分“商务范儿”。

　　这间位于北京朝阳区大屯社区的私立综合门诊，凝聚了她十个月的心血：从装修到递交政府材料、到过审获得合格证、到每一个医务、后勤人员的招聘，都由她一手包揽。

　　看上去，这间诊所和传统的医院以及社区卫生站大不一样：色彩温馨的墙上挂着大幅油画，乍一看好像走进了咖啡厅；儿科诊室的墙上是充满童趣的手绘，检查床是一头憨态可掬的“恐龙”；会客区的沙发宽大舒适，书篓里摆放着村上春树的小说……

　　不过，于莺很少在这里享受到惬意的时光。尽管诊所还没有拿到工商和税务的执照，没有进药的合法资质，但于莺早已开始了连轴转的工作节奏。

　　她用极快的语速，向钱江晚报记者重复了5月14日这一天的工作安排：

　　早上到了先巡视一圈，9点开始约了一个在日本当地专门做医疗系统人员招聘的人过来聊；

　　10点钟，约医脉通的CEO聊如何构筑医疗标准化体系；

　　中午12点，请律师来讲医疗系统的法律风险；

　　下午2点钟，约上海一家医疗系统维护的公司，谈诊所的信息系统和流程优化；

　　3点半开始改一份文件，接着接受采访。

　　“6点钟开会碰一碰，8点钟如果能从这里走回家，已经算最早的一天了。”

　　边说着，于莺随手开始查看起天气，因为第二天她将飞往上海出差。

　　“说实话，比在协和做急诊累多了，是原来工作量的两到三倍，可是潮流把你推到这个份上，你身上的责任远远超过其他一般的医生，只能说，谁让你当年写了第一条微博呢？”于莺苦笑。

　　我知道，我的专业面太窄了

　　2012年春天，“急诊科女超人”在微博上一夜走红。正像于莺给自己贴的标签，“天马行空”，她将急诊科的忙碌与压力化为了轻松幽默的段子，也敢对120系统的调度体系、科研考核大夫的评判体系 “开炮”，于是，有人称赞她为她最愿意为中国医疗体制改革发声的医生。

　　微博上的走红，并没能改善现实中的无力感，于莺自身个性与体制的碰撞，也越来越强烈。她曾在微博上吐槽，她所在的急诊科，是“全协和节奏最快、医患矛盾最多”的地方。“排队时间长、要求先看、抱怨没有平车和床位，排在前三位的医患矛盾就是这三个，” 于莺回顾自己辞职的始末，“急诊科的压力越来越大，急诊科要干的事情越来越多，医院里各个科室对急诊科的态度，也是‘怜悯同情但我们不管’，”长此以往，她不愿意再当“航母式医疗体的炮灰”。

　　协和医院正是于莺眼中“航母式的医疗体”。她曾经做过一个比喻：假设你在北京，没有房子，如家酒店是5块钱一天，王府井边上的希尔顿酒店也是5块钱一天，你愿意住哪？于莺说，“我估计99%的人都打破脑袋住希尔顿，医疗现在就是这样，去基础的全科或社区卫生院看一次，是5块钱；协和医院主治大夫号还是5块钱，如果不去协和医院看5块钱号，我傻啊，我浪费这个资源干什么？”

　　2013年7月，于莺辞职了。不出所料，这引来大批记者。连续一个月，她每天都要接受四五家媒体采访。一些私立医疗机构包括和医疗擦边的行业，纷纷找上门来，开出不薄的薪水。

　　于莺心里却开始发虚了：“他们看中的是什么？无非是我新浪微博大V的身份。当然我还是协和毕业的博士，有在协和十几年的临床经验等，问题是我知道，我的专业面太窄了，我那些医疗经验，比如危重症抢救，在私立的医疗平台哪里用得上？”

　　想开个人诊所却碰壁

　　于莺不喜欢体制，她觉得自己辞职的根本原因，正在于自己的个性在体制里“玩不转”。但真正脱离体制之后，她的危机感，比任何一个人都来得强烈。

　　“体制带给人稳定感和安全感，就像‘笼中的金丝鸟’——当然这仅指各个地区顶级三甲医院的医生而言——只要你踏踏实实地钻研唱歌技巧，让自己变得更美就行了，但是一旦外部的环境变了，‘笼子’没了，娇生惯养的金丝鸟，怎么到野外去生存竞争？”于莺告诉钱江晚报记者。

　　辞职之后的第一个构想，是建立一家“小而美”的诊所，“环境温馨，服务到位，定价合理，并且能解决家庭80%左右的医疗问题”。于是，于莺给自己放了一个“大假”，去台湾学习全科医疗模式。

　　在台湾，私立医院在医疗界占比达到90%以上。每年符合医疗照顾条件的申请者，医生将定期巡视重病患者，上门服务。“医生会亲自开车，把肾衰的病人接到医院做透析，再把他送回去，每周三次，”那里的医疗服务，让于莺惊讶而感动。

　　从台湾回来，她坚定了开设一家个人全科诊所的想法，开始风风火火地选址、做规划，却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辖区卫生局告诉她，从北京北五环到东五环，一概没有允许开办私人诊所的规划。除此之外，私人诊所要想通过审批，也难于登天，“个人开诊所，在现在整个行政管理的架构当中，挺难实现的，就像管理卖菜的，大的菜市场好管，流动摊贩不好管，所以干脆‘一刀切’，”于莺说。

　　早在2012年，上海的知名血管外科专家张强，首先辞去医院公职，开启自由执业之路。于莺曾经和张强参加同一个活动，主办方打出了“共同开创中国医疗改革的新局面”的招牌，事实上，于莺清楚，一个急诊科医生和一个血管外科医生，从专业性的角度来说没得比，并且，“急诊科医生没有办法多点执业，不可能今天在这里出急诊，明天在那里出急诊，尤其是在中国现在的体制下。”

　　封闭的环境，更有可能重塑

　　10个月前，于莺接过美中宜和医疗集团的橄榄枝，开始筹建一家综合门诊。“和资本合作并不是坏事，以前在公立医疗机构里，医生会觉得，商业就是花钱买东西，但是真正的商业到底是什么，医生完全不清楚，”于莺说，就像她辞职后开了一家售卖母婴个护用品的淘宝店，其中攻击她最厉害的，是医生群体，“他们觉得，我们对你寄予了这么大的希望，你怎么能去开一个淘宝店？”

　　而现在做一间私立医疗机构，比开淘宝店更难，“这一块没有完全市场化，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做事，但是正因为它难、没有市场化、封闭，所以才会有无数丰富的可能性让你去重塑。”于莺说。

　　她保持一贯的幽默本色，戏谑自己出任CEO是“脑洞开大了”，“什么CEO，不过就是高级打杂工。”

　　就像现在的微博说明，“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

　　不过她现在想做的事情，多少和改革旧体制有关。比如，她想让医生和患者进行深入充分的沟通，并且深入患者家庭，了解他的情绪、生活背景和运动饮食习惯；比如，她想建立一个医疗控费模型，对患者的治疗费用进行总控制；比如，她想建立医生薪酬的激励系统，不把医生的业务量和门诊量和薪水挂钩，而是综合考核患者满意度、复诊量、包括医生自我学习提高和在其他方面拓展的能力等——在传统公立医院，药品决定医生的“灰色收入”，固定收入则多少受科室整体效益影响。

　　眼下当务之急的工作，还有帮助她来自各个公立医院的同事度过脱离体制的“危机感和不适应感”。她说，“现在我们的前台，都是从公立医院出来的护士，有的和客户的交流还是有公立医院的习惯模式。

　　“你用的是‘客户’这个词，而不是传统的‘病人’或‘患者’，”钱江晚报记者提出。

　　“对，因为医疗行业本身就是服务行业，只是过去我们忽略了这点。”于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