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农业部总经济师钱克明：转方式调结构加快“十三五”现代农业发展

　　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农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一是资源环境透支严重，发展方式须尽快转变。二是消费结构变化，产业结构需作相应调整。三是受国际市场影响加深，支持调控政策要进一步完善。四是增长动因改变，转型升级具备一定基础。今后我们不能再追求“十二连增”，甚至“二十连增”了，必须加快推进农业的转型升级。

　　为此建议：

　　科学制定“十三五”目标，确保粮食安全。预测2020年我国粮食总需求约7.2亿吨，最大产能约6.5亿吨。但为了给调结构、转方式、保生态留出空间，“十三五”可将粮食年产量保持在6.1亿吨水平，不足部分通过进口补充，2020年粮食（含大豆）自给率可保持在85%左右。同时，要做到“四保”：一要保三大谷物。稻米和小麦自给率要保持在95%以上，玉米自给率要保持在90%左右，确保“口粮绝对安全，谷物基本自给”。二要保生产能力。严格保护耕地，提升耕地质量，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提高科技创新水平。三要保产业安全。在消化目前库存压力的基础上，每年新增进口粮食要控制在1100万吨以内，2020年进口粮食总量应控制在1.1亿吨左右，防止进口冲击。四要保进口安全。适当分散进口，加快农业走出去步伐，增加“权益产能”。

　　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农业效益。一要优化种养结构，增加动物性产品供应，逐步实现粮草兼顾、农牧结合、循环发展。二要完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动产加销衔接、一二三产融合。三要调整农业生产力布局，推动区域布局再平衡，减少原料和产品的往返运输，降低成本，减少碳足迹。

　　转变发展方式，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一是推广节约型农业技术，实现化肥、农药使用数量零增长，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二是全面推进标准化，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三是构建新型经营体系，提高竞争力。

　　调整政策目标，完善支持调控方式。政策导向是鼓励农民加大投入，支持方向要实现“两个转变”，即引导生产方式向更加节水、节肥、节药、优质、安全、生态、高效的可持续方向转变，引导经营方式向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品牌化、组织化、信息化的现代农业方向转变，培养农民形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经营智慧型”生产经营方式。同时，要深化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完善市场调控体系；深化农业农村改革，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和制度保障。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天津市委副主委苑春鸣：碳排放配额约束应“前置”

　　十八大报告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此外，中国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承诺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需要进行与生态文明建设相适应的变革，我国必须在碳排放总量控制方面形成实打实的宏观政策约束和微观运行机制。

　　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生态环境问题不应是经济发展指标提出之后再考虑的问题，而是必须把它放在“前置”位置，使之成为全国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目标的硬约束。为此建议，“十三五”发展规划的制定应先行确定全国的碳排放配额总量约束指标，在此基础上安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指标。必须改变以往先行确定经济发展指标、再考虑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的做法。

　　具体建议如下：

　　一是根据“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的承诺，倒推估算出“十三五”规划期间及各年度允许的“碳排放配额”，以此作为“十三五”规划各项发展指标制定的前提。

　　二是以碳排放配额总量为主要指标，同时综合考虑能耗降低指标、污染物排放总量红线、国土资源利用红线、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红线、城乡居民宜居环境质量红线等，形成全国的“生态红线”体系，以此作为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前置性约束，进而对经济规模、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土地使用规模等制定中长期规划。即使由于历史原因及发展阶段原因，短期内经济发展目标与碳排放配额尚难以完全匹配，也应在规划中体现逐步走向协调的趋势，并提出相应的改善时间表。

　　三是根据倒推估算出的“十三五”规划期间及各年度允许的“碳排放配额”，分配各省市自治区及各部门的“碳排放配额”。各省市自治区、各部门在制定“十三五”发展规划和年度规划中，对所涉及的经济指标、经济政策必须进行生态环境影响的事前评估，主动将增长率等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调整到碳排放配额以及生态红线许可的范围内，并在此约束下确立产业结构调整及空间布局等规划。

　　全国政协委员、台盟福建省委副主委骆沙鸣：将大数据产业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

　　我国大数据潜在市场规模将达2万亿元，我国大力发展大数据、3D打印、物流等代表性的生产性服务业前景光明。应借助大数据对接产业生态和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互联网发展和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和营销服务模式转型为“大数据、超细分、微营销”。目前我国数据资源储备不足，开放流通程度较低，大数据技术水平不高，缺乏平台的自主创新技术，大数据应用等相关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应将大数据产业列入我国“十三五”规划，以利加快“数据中国”建设。

　　建议如下：

　　海峡两岸可共建良好的大数据产业生态系统。海峡两岸应互补探索，构建以技术为支撑，数据中心和数据应用构成的产业生态。更好地发挥大数据作用，共享大数据技术进步和产业化红利。建立大数据开放共享交易机制，同时兼顾大数据的保护与安全等问题，构筑具备核心技术主权的大数据产业链。更好地运用大数据驱动创新发展、科学发展与跨越发展。

　　优先将大数据与移动健康、医疗、可穿戴设备、智能交通、物联网等联姻。大力发展大数据信用，创建大批量、高效能、全风控、低成本的信用评价模式，有效化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等问题。

　　加强我国大数据产业发展顶层设计和规划。合理布局我国数据中心建设，避免盲目重复建设数据中心，使数字资源有效整合、高效利用，实现社会价值的最大化。各级政府带头开放数据，进行大数据合作，实现等级制数据开放共享，并注意保护特殊信息，明确数据开放共享的内容范围和相关标准，推动各领域各行业大数据研究与利用工作。

　　在“十三五”规划中我国工信部门尤应重视与支持数据挖掘、海量数据存储、信息处理技术、图像视频智能分析等关键技术创新工程基础和政策支撑，更好地吸引企业参与到大数据的应用上，为提升企业产品价值链和改变产品营销模式，优化售后服务，促进消费拉动。因为运用大数据可预测消费者动向，所以应引导企业应用大数据，积极发展定制生产，为企业的精准营销、高效营销提供关键信息与决策支撑。

　　应用数据新闻更好地向世界宣传中国梦。利用新技术手段更好地讲述中国，讲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利用数据思维可作为艺术思维的参照信息。在我国传统艺术传承与艺术创作中，从大数据的海量信息中可窥得社会思潮、文化基因和流行元素，帮助人们发现和使用数据，以文化创意和时代性强的艺术文化作品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和生活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