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家对医学陷入了一种对金钱和技术的崇拜，以为花钱能解决一切问题，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医学是人学，疾苦是身-心-社-灵的颤抖，技术只能解决躯体的问题，心理、社会、灵魂的困境需要临床医学人文的干预。

　　我曾经是一位临床医生，后来做了一段时间的医学编辑，2010年回到北京大学医学部的讲台，主要讲授生死哲学和技术哲学。前者是从死看生（向死而生，转身去爱），后者是从技术层面反思医学，医学需要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但技术不是万能的，医学是人学，疾苦是身-心-社-灵的颤抖，技术只能解决躯体的问题，心理、社会、灵魂的困境需要临床医学人文的干预。

　　医学人文，我们需要补课

　　因为多年的从业经历，尽管我也关注技术前沿，但对学生强调精神阅读更多一点。除了反思现代性，我还反思国民性。曾有一位山西富翁，身患癌症，病属晚期，他带着一张五千万的支票来找某三甲医院的院长，请求捐资医院，条件是医院组织专家会诊，即使不能逆转他的病情，希望能再活五年。院长只能告诉他，生命不是用钱可以购买到的，我们可以积极治疗，但疾病的进程、生命的进程是不可逆的。

　　半年后，富翁不治身亡。现在，大家对医学陷入了一种对金钱和技术的崇拜，以为花钱能解决一切问题，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现代医学为人类生命困境提供希望，但无法满足长生、永生的奢望，医学有知、有术，而终归生命无常；疾病可控、可治、可防，而生老病死的进程不可逆。不是一切死亡都是非正常死亡、都是不正确操作或不正当（不道德）动机造成的医疗责任事故，也当然不都是医学、医生的失误。对此，任何法律判决、行政仲裁、第三方调解都无法安抚这种社会的集体“躁动”，亟须生死哲学层面的柔性疏解。

　　所以，我们所有人，包括医生和其他人，都需要了解一点医学人文，读一些有关医学人文的书。这是目前中国人急需补上的一课。因为，中国目前的社会有功利化、技术化倾向，如同中国的科普，更多是一种技术的推广，譬如养生方法的宣导等等。好多人都只有身外的东西，没有灵魂的成长，而医学人文类书籍会让人安静，让人走出技术和金钱崇拜，走向心灵化的灵魂生长的轨道上来。

　　医学人文缺席，导致了诸多社会问题

　　我们需要认识到，医学人文的缺课，导致了很多问题。

　　譬如，有些无法治愈的病人，占用了社会过多的医疗资源。台湾有一种说法叫“仁慈地撒手”。有些所谓“孝道”，实际上是在害亲人。多花钱，让亲人继续受煎熬，不如让他自然而然地走。乐知天命，既不延长，也不缩短。

　　我们需要对死亡“脱敏”。有人住院时，总问前面那个病人到哪里去了。那个病人明明去世了，医生还得骗你，说病人好了，出院了。说真话，中国人会觉得晦气。

　　如果是我自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会拒绝用机器延长生命，会让人给自己刮胡子，用热毛巾洗把脸，再擦点儿雪花膏，换上一件干净的衬衣，像出远门一样愉快地离开。

　　其实，生离死别，在文学中总被渲染得非常悲情，对医学而言，是临行陪伴的概念。好多人，不知道怎么安慰临终病人。很多人善意地劝导“好好休息”，“不要想得太多”。怎么可能呢？这时候恰恰是想得最多的时候，身心灵都陷入困境，没有豁达的生死辅导，没有亲人的道情，道歉，道爱，道别，不可能好好休息（安息）。

　　这个时候，好的临终关怀读物，是有其现实意义的。比如近年的出版物《相约星期二》、《陪伴生命》和《最后的拥抱》就不错。在《最后的拥抱》中，医生会告诉逝者，你是在跨过一座桥，去远方旅行，是一种展开的、浩瀚的状态。现在，中国缺乏这种死亡教育。没有死亡教育，躺在圣床上的人很恐惧，去探望的人也很恐惧，常常言语无措。我们无法面对临终，无法面对临终的人。但事实上，每个人都是要离开的，这是很有艺术的一课。

　　对医生而言，怎样跟临终病人交流，是需要学习的。我们应该问病人有没有什么遗憾，有什么需要我们去办的。可躺在床上的人，和去看的人，都避对生死。有的临终病人，甚至被糊弄。

　　其实，临终的人，对生命的理解，不同于我们，甚至有好多超越我们的东西。话可能很少，但讲出来的都是一辈子的感悟，可我们恰恰没有心境去聆听。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医患关系的紧张（冲突）。或者说，医患冲突，是医学人文缺失的标志。

　　我们需要反思技术和消费主义的生死观

　　有位老农来医院求诊，问明有三个价位的挂号费之后，径直挂了一个最贵的。院长看他衣衫简朴，问其何故，老农告诉院长，挂最便宜的号不让我说话，挂中档价位的号不听我说话，只有挂最贵的号，既让我说话，也听我说话。

　　现代医学的鼻祖希波格拉底曾经这样教导我们：“医生有三大法宝：语言、药物、手术刀。”在他看来，良好的沟通、充分的叙述是最佳的治疗。可是现在，我们将第一大法宝丢弃了。当然，如果说我们这个社会面临整体的失信，那就不仅仅只是医务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既定的天使，也没有人是天生的魔鬼，因而也没有一个行业是天使的行业。

　　所以，我们必须反思技术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医疗观、生死观。

　　发生在当下的越来越多、且越来越残暴的医患冲突案件表明，公众对高技术装备、大量吞噬金钱的现代医疗机构无力战胜死亡表现出极度的不理解和强烈的不满，更无法接纳人财两空的结局。

　　但事实是，生之欲，死之惧，是人之常情。死亡不只是发生在急诊室、手术室、癌症病房、ICU监护室里的临床事件，还是一个哲学事件，甚至是精神事件，技术、金钱可以重新定义死亡（死亡就是关机时间），但无法安顿躁动的灵魂。因此，现代医学需要医学哲学向度的启蒙和教化来完成对疾苦、衰老与死亡的坦然顺应和超越。

　　本文口述/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 王一方 整理/本报记者 刘喜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