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人与自己的身份是相互塑造和成就的关系。那么，钱学明赋予自己委员身份的性格就是善言、耐心、讲条理；委员身份给予他的，是细心、坚持和骄傲。他和他的政协委员身份，互相砥砺前进。

钱学明

爱发言的“香饽饽”委员

“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是提高效率、补短板降成本。可行方法一是规模化，二是社会化分工合作……”2016年3月6日上午，民建小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钱学明委员“发声”，提到的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

“房地产去库存，要关注主体政策的调整，公积金政策的优化。”3月6日下午小组讨论，钱学明委员又一次发言说的是关于“三去一降一补”。

“产品质量问题背后是市场秩序的无序和混乱，既有政府监管问题，也有行业自律问题，地方保护、人情社会等的影响。所以要重视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3月8日上午联组讨论“十三五”规划纲要，钱学明委员说的是他眼中的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和方法。

“我建议应加大对公募基金会的支持力度。但管理要严格，强化服务和事中事后监管、‘宽进严出’，一个机构出了事，会打击整个社会募捐的积极性。”3月10日，小组讨论慈善法草案，钱学明委员依然“有理有据有话说”。

一场、两场、三场……听了民建界别所有小组讨论，记者发现钱学明委员几乎没有“遗落”任何一次发言机会。“学明委员再来讲讲”也俨然成为小组讨论主持人周汉民常委的“高频短句”。

在全国两会任何一个情境下的发言其实都不容易，不同于日常轻松交流与表达，这样一个一年一度的场合，吸引的是最广大民众的注意力。每一次发声，出发点和支撑力都要经得起推敲。代表了多大群体的意愿，背后是不是有严肃调研支持，都很重要。不仅“愿意说”，还要“有话说”，更要“说得有理”，其实是很高的要求。

“用嘴，就是会说，不做哑巴委员，这是最基本的。没有调查研究，只是道听途说，也拿来说，当然效果不会好，也可惜了政协委员的荣誉。”钱学明委员说，要“做到说到”。

“2008年当了民建广西区委主委后，工作就被调研填满了。有发现、有思考，有实践，我当然写提案，当然要发言！”钱学明委员坦然说起自己“发言多”的原因。末了还认真问起记者，“我说话不啰嗦吧？”

其实，不仅“不啰嗦”，还很有条理。钱学明委员不知道，在两会记者眼里，他是受欢迎的“香饽饽”，不仅因为他发言多、线索多，还因为讲问题“很清楚”，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为人和善，记者们都觉得他“常常带笑，特别容易交流”。

温和且“有料”的结果就是，两会期间，每天中午和下午小组讨论结束后，他都面临着“被围堵”的局面。经常看到的情景就是，他干脆坐到过道椅子上，耐心回答每一个记者每一个关于他熟悉领域的问题。

“你这个问题上一个记者刚刚问过，但我可以再从另一个方面解释一下。”一拨一拨记者过来，问一次两次三次类似的问题，钱学明委员竟然还能一遍遍加强解释深度，连从头听起的记者都忍不住想帮他挡掉。“没关系，问题有多角度，讲的过程也是发现和反思过往问题的过程。”参与采访的记者们简直全都要被

他的耐心、认真所折服。

履职灵感来自“有心于生活”

后来记者发现，钱学明委员在两会时表现出的每一份特质、关注的每一个话题，都能从他的经历中找到因由和支持。

“百里郊原似掌平，竹枝唱出尽吴声；走遍绿野停舟晚，灯火渔火相映明”，诗中描述的正是浙江嘉善。1960年，钱学明委员就出生在这水网交织、物产丰饶的鱼米之乡。钱学明委员说，关注农业也与他少时生活经历息息相关，“根植于土地的生活，带给人最纯粹的快乐。怎么让农民能从农业中获得收益，获得幸福感，是我关心的事。”今年他提出推行农业生产规模化和社会化分工合作的建议，建言农业补贴主要向专业化农业服务组织倾斜，做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他希望，“通过改革，能让农业越来越现代化，农村越来越美好，农民能自豪于自己的身份。”

1977年，高中毕业的钱学明本已开始了回乡务农的生活，恢复高考的消息让他兴奋，也给他生活带来了重大变化，他认为自己“太幸运了，赶上了好时候”。“考上同济大学，是我人生中最激动的事之一”，钱学明说，人生就此不一样了。也许就是这段“失而复得”的读书经历，让教育在他的心里有格外重的分量。在今年的《精准扶贫的路径选择》提案中，钱学明委员也特别提到“教育上浮”的概念，所谓“教育上浮”，就是实施教育移民，“让贫困山区孩子们来县里读书，并给予一定补贴”。“小学毕业生到县城上初中，教学条件好了，升学率就高。与此同时，没有了抚养孩子的负担，家庭也容易脱贫。”钱学明解释说。

1982年大学毕业后，钱学明到广西桂林，成为市排水工程管理处一名干部，一路在政府部门任职，一直到2008年。20多年的工作实践，让他对政府工作也有了深刻的理解和感受。“我特别同意当前我国推行行政体制改革的举措”，钱学明说，“现在说提升供给质量和效益，政府职能转变也是很重要的方面，政府要给企业减负，也要敢于和善于把一些微观管理权转交给行业组织。”这些体会和想法，也系统地呈现在了他今年的提案《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必须抓住三个关键》中。

在这个关于提升供给质量和效率的提案中，钱学明强调的核心是发挥“行业组织”作用。说起这个想法，也跟他的一段经历有关。

1994年夏天，钱学明正在德国学习城市建设管理，在阿尔卑斯山脚下吃饭买单时，被吓了一跳，“明明是旅游淡季，价位竟然比冬天贵得多”。他想，桂林旅游淡季便宜、旺季贵，这儿却是淡季贵得离谱，是不是挨宰了？事后，当地陪同人员向他解释了背后的经济学缘由———阿尔卑斯山这家滑雪场共有7家餐饮企业，夏天时候就关闭6家，只开1家。他们的思路是，凡是淡季过来旅游的人，或因为某种原因非来不可，或本身就是对价格不敏感的富人。但到了滑雪旺季，也往往是与其他滑雪胜地竞争激烈的时候，贵就意味着竞争力下降。而这“旺季便宜，淡季昂贵”规则的制定和监督者，就是当地的行业组织。

从那时候起，“行业组织”这个名词就烙在了钱学明脑海里，在他后来任桂林市建设规划委员会主任、南宁市副市长等职务时，“种子”也渐渐开花结果。“我们国家行业组织建设是比较落后的，没有行业组织约束，一些地方在审批某些生产过剩行业企业时，就会盲目决策，只考虑一时对地方的效益，而忽略长远的发展前景。”这就是他关于“行业组织”提法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