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朱星的电脑里至今保存着一个名为“我和我的学生们”的文件夹，里面存放着20年来他给学生们拍的照片、与学生们的书信往来。

全国政协委员朱星

1996年，从德国萨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母校北京大学做了9年研究工作后，朱星站上了讲台。

他讲授的《固体结构》专业选修课被安排在每周一上午的三、四节。9点20分左右，当朱星带着教案往北大三教去时，正好会碰上转场换教室赶下一堂课的学生流。清澈微微有些刺眼的阳光打在这些充满求知欲的青春面庞上。朱星说，他被那幕深深地打动了。“既然选择教师这一职业，就要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些莘莘学子，尽自己的所能帮助他们成长”。

重新回到讲台，被青春的生命朝气打动的朱星，在心里同时暗暗做了两个小决定：一是要为自己教过的每位学生留张青春的回忆；二是要像父母亲那样，做一个学生课上课外都喜爱的老师。

朱星出生在教师世家，父亲朱兆祥曾协助钱学森先生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任教中国科技大学，为宁波大学首任校长；母亲任教中国科技大学英文系。

为了能用学生更易懂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上好课，父亲朱兆祥当年曾亲自刻钢板蜡纸，自编教材分发给学生们。朱家几兄姊至今仍保存着好几箱父亲当年编印的各种教材。母亲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关爱细微，每次批改作业后，都会帮助学生分析出问题的原因所在，并指出改正的方法。

如何将要讲授的知识用学生易于接受的思维脉络和逻辑传授，如何通过课程设计的互动触发学生思考，如何在鼓励学生的同时，帮助学生养成可能惠及一生的良好习惯，这是考验教师专业能力、职业良心和敬业精神的一把标尺。而从小的耳濡目染，让朱星默默将这些标准看做是为人师表的自然要求。

为了给本科生上好“纳米科技进展”这门专业选修课，作为国际纳米科学研究领域的顶尖专家，朱星多次与国内外的同行进行交流。当时国际纳米科学领域还没有一本能够直接用于教学，特别是本科生层面教学的教材。朱星就学习父亲当年的做法，自己搜集材料，参考国外大学对类似课程的设计要求和课件资料，自编教材向学生授课。后来在清理文案时，朱星才发现，自己为准备这门课的教案，搜集和编写的数据文件有500多个，总数据量达到了1个G。

“当时真是挺拼命的，为备好课，每周花在这门课上的准备时间得有几十个小时。”谈起十年前，自己为上好面对本科生的第一门课，朱星感慨道。

“什么事情随随便便，怎么都行，就麻烦了。”谈起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清晰提出并倡导“工匠精神”，在德国留学4年，亲身感受德意志民族严谨认真作风的朱星认为，对这一精神导向性的倡导，将对中国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我初到德国，看到研究所机械加工车间中精美的机械制图和擦拭得明光锃亮的机床，工人师傅们总是哼着歌，愉快地加工我们定制的零件。正是他们严谨的工匠精神，保证了我们设计制造最新的纳米材料制备装置，那是用钱买不到的。这种工匠精神不仅体现在德国工人身上，在实验室的教授、研究人员和学生中也到处可见。”

朱星说，影响到他对教师职业理解的，还有他的德国导师——国际纳米科学创始人、德国萨尔大学教授格莱特。

格莱特和学生很亲近，中午会和朱星他们一起在食堂用餐，之后还会和大家一起喝咖啡，聊上好一会儿。“但他并不是天马行空的任意乱聊，而是有明确的目的和指向性，他经常利用这些时间向我们介绍些国际上的最新科技进展。”在朱星的记忆里，格莱特教授批改论文极其认真，甚至可以说是苛刻。“我现在还保留着当年格莱特教授为我修改的论文。对于文章的每一页的文词用法、结构、逻辑推理过程等等，他都会仔细审阅。在我心中，他永远是一个思考者的形象。”从导师的言传身教中，朱星学习到德国学者的严谨治学之道。

每当忆起父母和导师如何对待学生、如何对待自己的时刻，朱星都不禁反思一个问题：身为师者，该如何对待这份职业？

“外界把教师比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认为这是对这一职业至高的褒奖和期许。不管对于教师的评价体系如何变，我认为既然选择了当老师，就要把自己的‘产品’——学生，当做第一关注点，要不惜花费时间精力，孜孜不倦，反复改进‘生产过程’，有把质量从99%提高到99.99%的信念和追求。而因为教育行业产品的独特性——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生冷的机器，所以我们就要更用心，去研究这个‘产品’的情感机理、认知机理。”面对一切趋向智能化、机器化的时代，朱星认为，身为师者，对于职业真谛的认知不能变。（记者 修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