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故宫修文物》是2016年央视纪录片的开门巨献。虽然这部纪录片在播出时未能引发话题。然而经过几个月的“发酵”，这部每集投资只有50万的小成本纪录片开始反转，迅速走红网络，更吸引了大批80后、90后的追捧者。“修文物”这个平时距离观众十万八千里的学术词语也变成文化热词，其中所展现的手艺魅力以及文化自信更是让这部纪录片在社交网站的评分高达9.5分。那么，骨骼清奇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到底为什么这么火?何以引发社会的集体共鸣?

挖掘故宫题材的“小而美”

近几年来，通过视觉包装和精准的主题定位，故宫题材经久不衰。从2005年的《故宫》、2006年的《台北故宫》、2011年的《当紫禁城遇见卢浮宫》、2012年的《故宫100》，到2016年的《我在故宫修文物》，故宫通过视觉媒介不断传递出在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进程中，他们承接民族和历史的同时更加国际化和开放性的新形象。

去年恰逢北京故宫博物院建院九十周年，故宫博物院没有举办大型庆典，而是增加开放面积，增加陈列展出，慈宁宫原状陈列展、石渠宝笈特展等，用这些实实在在的举动为浓缩和代表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博物院庆生。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播出也对这一主题进行某种程度的呼应。

《我在故宫修文物》篇幅并不庞大，只有短短的三集。按修复门类，分别讲青铜器、宫廷钟表、陶瓷、木器、漆器、百宝镶嵌、织绣，还有书画的修复、临摹和摹印。听起来类别枯燥的修文物题材却意外收到一片叫好声。原来在故宫里神秘的“文物医生”也成为货真价实的“网红”。身怀绝技的他们被还原成普通人，他们日日看文物、修文物，既会调侃古画上的人物，也会一丝不苟地让钟表上细小的齿轮严丝合缝，专业精神之外，还有一股“萌”气质。

与以往的故宫题材纪录片相比，这部纪录片另辟蹊径，以更年轻更平实的视角观察这座宫殿。红墙暗阁里的文物修复师做着世界上最昂贵的工作。朝八晚五，从不加班，闲来喂喂野猫，没事打个杏子，领个差事去寿康宫，趁着周一闭馆，四下无人在太和殿广场上骑个自行车。

观众“小飞鱼”看完这部纪录片后欲罢不能，后来又重新刷了两遍。她觉得这部纪录片有一种迷人气质，“把‘修文物’这个本来挺枯燥的事儿拍得有趣，丰满，让我们也了解了这个行当，挖掘了故宫往往容易被忽略的可爱一面。”

影评人王平看过之后对该片盛赞。他认为这部纪录片摒弃了宏大叙事，平实地记录了文物修复师的日常。“‘修文物’这个动作，刚好勾连起了古与今两个时空，传递着古人和今人的对话，寓远大于绵巧。”

以现代审美解读手艺的魅力

如何用现代的审美去挖掘故宫的生命力?这是《我在故宫修文物》的80后导演叶君一直思索的问题。

曾于2012年参与纪录片《故宫100》制作工作的叶君，将目光瞄准了文物修复这个特别的领域。“做《故宫100》的时候我们就做了很多调研，最开始想过做一个叫《故宫心传》的东西”。而从《故宫心传》到如今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创作团队希望用现代方式解读传统文化的心愿也跃然纸上。

“‘心传’肯定是比较传统文学化的表达，给人‘不明觉厉’的感觉。但《故宫100》的艺术创意顾问赵广超老师有过一套儿童读物《我的家在紫禁城》，他就把故宫表现得很萌，这种审美对我们影响很大”，叶君如是说。

叶君也坦言最初拍摄的初衷是想让家人理解自己的工作，“我生活在一个大家族里，我的职业困惑在于无法和家人解释我的工作。我想是不是能做点东西让他们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做一部让年轻人也能看下去的纪录片”。

叶君成功了，这部纪录片成功地吸引了年轻人的注意。那些80后90后的年轻人关注到原来中国的传统手艺如此精湛与迷人，甚至惊呼“大开眼界”。 那些“文物医生”本身的学养、风度、精湛的技术、沉淀的内心以及宁静致远的心态，也让他们深深折服。

譬如，故宫书画组的书画修复科科长杨泽华，就是一个会在修复工作间隙抱着吉他自弹自唱的“文艺中年”。他坦言文物修复工作需要极高的专注力，有时候甚至会忽略摄制组的存在。

专注漆器修复的故宫文保科技部漆器组组长闵俊嵘，为了修复古琴，还专门学习弹古琴，“明代人谈修复，就认为如果你要修一件文物，你的水平一定要达到它的高度，如果不够，肯定不行。所以对我们来说，修文物的过程也是学习”;负责漆器组的师傅称，为采集到合适的漆，他们要去北京郊区，和采漆师傅一起在夜里割漆。一晚上爬60棵漆树，才能采集8两优质漆。

有趣的是，纪录片整体基调并不枯燥，还真实记录了这些师傅有趣、生活化的一面，譬如，有个年轻的女师傅喜欢趁周一闭馆时，在太和殿广场上踩单车，边骑边说：“上一个这么做的人，是溥仪。”修复师们还逗猫、打杏子，与他们平时严谨、一丝不苟的工作形成了一种“反差萌”。

工匠精神文化自信

片中让不少观众产生敬佩与感动之处俯拾即是。贯穿片中的一条文物修复的传承脉络，更像是一条红绳，连接着过去、现在与未来，呈现故宫这群神秘的手艺如何一代一代按部就班地传下去。一位女师傅在讲述自己入行时，她的师傅教徒弟时说的第一句话是：只有耐下性子，才能做好文物修复工作。这句话也成为片中的“点睛之笔”。

最受观众青睐的是宫廷钟表组王津。他面对的是一对乾隆皇帝钟爱的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钟。花了八个月时间修复，拧上发条，终于眼前的钟“活”了：小鸡小鸭挥动翅膀，天鹅扭动身姿，船只航行，掩在树下的大门打开，里面的织女正在劳作，让观众看得目瞪口呆。

片子的旁白里说：“现代中国需要‘工匠精神’。”这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共鸣，“原来我们身边还有这样的人，真的一辈子只干一件事儿。”

该片另一位导演萧寒称“工匠精神”有好多层含义，“首先是敬畏、热爱，中间可能会出现厌倦，但到最后就变成真正的融合了。一辈子只干一件事儿，这太牛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做不到，这就是为什么年轻观众会一下被打中，都说‘献出我的膝盖’什么的。那种耐下心来不急不躁不赶地去做一件事，这样的气质现在太稀缺了。”

“从前周遭总是出现日本工艺、德国制造，没想到的是，原来在我们的国家，也有大写的工匠精神，他们是我们的骄傲”，一位90后的学生陆先生说，这部纪录片对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他带来职业态度的触动。

没有清穿剧的天马行空，亦没有如《甄嬛传》的起伏跌宕。在《我在故宫修文物》里，行走在故宫的是一群做着不普通工作的普通人，他们让故宫从深沉的历史和文化的见证者与保有者，变为一个供当下人施展拳脚和情怀的工作平台。没有高谈论阔，只有扎扎实实，以“匠人”之赤诚，做好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