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之道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用清代诗人龚自珍的这两句诗来概括金灿然的用人之道，再恰当不过了。

金灿然有一句名言：“人弃我取，乘时进用。”这句话的产生，是有鲜明的时代背景的。1957年“反右运动”中，全国大约有55万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其中许多是知识分子，一些有着深厚国学功底、熟悉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专家学者亦在其中。

金灿然则敏锐地把目光投向了那些成为“弃儿”的“右派分子”身上，打算网罗他们于麾下。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这一举措要冒很大风险。而在当时一般人看来，谁也不敢与“右”字沾边，躲之唯恐不及，哪还敢“进用”？

而金灿然却全然不顾忌这些。他认为，任用贤才是事业的需要，有这一条理由就够了，其他的就没必要多想。

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中华书局先后调进了几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或被错定为“内控对象”的专家学者。此外，还聘用了一些失去公职的临时工参加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这些人每位都才华横溢——

宋云彬，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8月调到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组。在中华书局工作期间负责“二十四史”的整理、编辑工作。先后承担了《史记》的标点、编辑出版及历次重印等全面加工工作，起草了《史记》的出版说明和点校说明；承担了《后汉书》的点校工作，参与了《晋书》和齐梁陈三书的责编工作。此外，还译注了《项羽》《刘邦》等。

杨伯峻，1957年在北京大学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调入中华书局，著有《列子集解》（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文言文法》（中华书局，1963年）、《文言虚词》（中华书局，1965年）等。其中《论语译注》一书因译文明白流畅，注释重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规律、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的考证，社会影响很大，曾被香港、台湾翻印，被日本的大学用做教材。《论语译注》由中华书局出版时，杨伯峻仍然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他在《文革也没割断我与孔子、孟子的缘分》一文中提到此事时写道：“中华书局接到我《论语译注》清稿后，交童第德（中华书局编辑）审查并任责编。当时，出右派分子的著作，自是大胆！金灿然同志也因此受了批评。”

傅璇琮，1955年毕业留北京大学任助教，在政治运动中遭受到错误批判，被调至中华书局接受改造，傅璇琮因此走上了古籍整理出版与学术研究并行的道路，1962年他撰著的《杨万里范成大资料汇编》在中华书局出版，同时他还策划、组织了大量古籍整理专著的出版，后担任中华书局总编辑，是学者型编辑的典范。

褚斌杰，1954年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游国恩先生的助教，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调入中华书局，先后担任哲学、文学编辑室编辑，编辑整理出版了多种古代哲学、文学著作。1962年，褚斌杰撰著的《白居易》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

王仲闻，王国维次子，精熟唐宋文献，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被强制退职，1959年调入中华书局文学组担任“临时”编辑。参与了《全唐诗》《全宋文》《元诗选》的编辑出版工作，校勘整理有《南唐二主词校订》（人民出版社，1957年）、《诗人玉屑》（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等，参与《全宋词》的校订工作，校注《蕙风词话·人间词话》等。仅编辑《全宋词》一书，编校加工记录就达上千条，近十万字。

马非百，1957年因言获罪，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9月与傅振伦一起，从中国历史博物馆调到中华书局，在古代史组担任编辑工作。

傅振伦，历史学家、文物博物馆学专家，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9月调到中华书局，在古代史组担任编辑工作。

中华书局的职工在1957年那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政治运动中也没能幸免，6月，卢文迪、章锡琛、陆高谊、丁晓先、方承谟、石础、李勉、李鋆培、王文靖、王子卿、熊尤金、侯岱麟、房志迅、吴佩林、卫水山、黄仁清等16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对这些“土生土长”的老“右”们，金灿然仍一如既往，一视同仁，照用不误。

至此，金灿然担任总经理期间，在中华书局任职的“右派分子”多达40余人，有的人说这里是“右派”的黑窝，金灿然对此议论充耳不闻，依然我行我素，因为他看重的是人才。这些“右派分子”中，不乏版本目录、古文字、古天文历算等学科的专家学者，他们学养深厚、精心敬业，为古籍整理出版队伍充添了丰厚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