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现在，“国学”作为最具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一门学科，早已成为人们研究和教育中的重要环节。陈来先生一生致力于哲学、国学研究，本期讲坛邀请陈来先生讲述近代“国学”观念的发生与演变，这也是先生近期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名师讲坛”上的演讲，现将讲演内容摘要发表，以飨读者。

陈来

《北京·国学·大学》 陈来著

精彩阅读：

■应当说，20世纪20年代的学术界已经逐渐发现了研究国学的重要性，整理国故运动推动了国学的研究，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一系列国学研究院所与类似机构。

■作为一个近代的文化概念而言，“国学”与“西学”相对，是指遭遇西方文化冲击之前中国原有的思想文化与学术体系，这是国学概念在近代的第一种用法。

■国学研究不是关起门来研究就能发展的，而要充分了解世界中国学研究的方法、成就、动向。

“国学”观念的发生与演进

近代“国学”的观念，是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20年代末，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个阶段是晚清到辛亥革命，这一时期的“国学”，体现的是一个政治的观念，而不是一个学术的观念。国学当然是指学术文化，但20世纪初提出“国学”时，其出发点是本于爱国主义的立场、着眼于政治的救亡。晚清国学派提出的“国学”是一个基于爱国主义观念的概念，他们自己也明确使用了爱国主义的语词。他们的基本观念是，国学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和语言，是和这个国家的兴亡命运完全联系在一起的，为了救亡图存，必须保存国学。

邓实、黄节在1905年提出了国学的概念，1907-1908年章太炎也使用这个概念，以此激励国人的爱国心。晚清这些人的国学概念，都是为了激励大家的爱国心，有一种很明显的救亡保国意识，即通过捍卫国学、保存国学来救亡保国、保种保教。这个阶段还有一个特点，即国粹派虽然强调要保存国学、守护文化，但并不反对革命，这些人都属于革命派的一翼。

第二个阶段，辛亥革命以后到新文化运动。这个时期，国学作为一个核心词汇用的较少，但国学被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其问题意识仍吸引着社会的关注。从观念上看，特别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从1915年，《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讨论东西文化，也就是中西文化的优劣，可以说其中讨论的中国文化的问题也就是国学问题。国学的基本价值观、基本理念和基本学术倾向，这些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变成了讨论的中心，虽然这时国学虽然作为关键词出现不甚普遍，但作为问题意识是始终存在的。所以，这个阶段的国学观念主要是文化意义的，而不是政治意义的；人们关注的不是把国学作为国家兴亡的文化基础，反而是从文化的角度，批判原有文化，引进西方文化价值来发展现代中国的文化。这个阶段有关“国学”的问题意识突出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

这个阶段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可举出1919年毛子水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其代表性仅从傅斯年为其文作附识、胡适写长信与之讨论便可见。毛子水所讲的国故和清末人讲的国学意义相近，他将此定义为“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但与晚清国粹派不同，他不是主张珍视国学国故以为民族国家立国的基础，而是认为：“我们倘若单讲到学术思想，国故是过去的已死的东西，欧化是正在生长的东西；国故是杂乱无章的零碎智识，欧化是有系统的学术。这两个东西万万没有对等的道理。”他更认为：“我们中国民族，从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业，对于世界文明，没有重大的贡献，所以我们的历史，亦就不见得有什么重要。”这种在新文化运动高潮中从东西文化比较的角度所作的对于国学的评价，与晚清的关注全然不同，更多的是对国学和传统文化的批判。毛子水的观点无疑是这一时期的主流，虽然新文化运动并非以国学为关键词，但其批判旧文化的锋芒，显示出国学仍是主要关切的对象。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争论是启蒙思想和文化保守主义的争论，要指出的是，重视保守中国文化的学者虽然强调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价值（如梁漱溟到北大说我是来替孔子和释迦说话的），但他们并不反对“欧化”，并不拒绝、反对西方文化。这也是第二个阶段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三个阶段就是20世纪20年代初期到末期，这一时期，国学的概念开始广泛流行，而越来越成为一个学术概念了。在国学概念下面所谈论的，既不是政治，也不是文化，而是学术研究。这种情形和这一时期发起、流行的整理国故运动有关。1919年年底，胡适吸收了毛子水和傅斯年的概念，肯定了“整理国故”的提法。当时胡适的影响力很大，而傅斯年等人还是学生。“整理国故”经胡适肯定之后渐渐发生了影响，其影响所及，首先是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了国学研究所，此后1924年东南大学成立国学院，1925年清华成立国学研究院，1926年厦门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1928年燕京大学成立国学研究所。其他各地成立国学专修机构或学校，不一而足，其中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为最有名。可以说，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出现了一个新的运动即整理国故运动，它在某一程度上有点类似今天的“国学热”（当然跟今天国学热还是不能相比的，它主要还是在学术层面上，也还没有形成一个全民的文化国学热）。应当说，20世纪20年代的学术界已经逐渐发现了研究国学的重要性，整理国故运动推动了国学的研究，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一系列国学研究院所与类似机构。

与成立国学研究院所相关，这时的学术界出现了多种有关国学的定义。虽然国学的定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讲法，但这些定义所突出的理解，都是在学术的层面上，已经既不是强调政治（晚清），也不是突出文化（五四），而是注重如何发展学术研究。国学的观念在从晚清到20世纪20年代三个阶段的基本变化反映了人们不同时期对传统文化与时代使命关系的认识。

20世纪20年代，国学的关注进入了第三阶段，虽然文化启蒙思潮和文化保守主义的争论仍在进行，但保守主义并非反对西方文化，而是承认全盘承受西方文化的必要性（如梁漱溟）。且文化保守主义已经结合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潮流，融合中西的文化主张并非容易击倒。启蒙阵营也分化出整理国故的主张，但在启蒙阵营，新文学观念与整理国故交杂纠葛，一元化的思维方式支配了多数新派学人，把启蒙与国学对立起来（如吴稚晖），以为要启蒙就必须排斥国学。所以，整理国故运动中真正开花结果的反而多是持保守主义文化观的学者。

不管如何，此时国学的概念已经与邓实时代不同，越来越成为一个学术的概念了。“学术国学”论说之发展日渐明显，与邓实时的“爱国国学”的论说已大不相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