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检方对于两起腐败案提出抗诉，是对职务犯罪滥用缓刑“踩了刹车”，应成为今后腐败案件量刑的参考性标杆。

近日，海南检方对两起贪官受贿数额巨大却被判缓刑的案件，提起了抗诉。一起是海南省粮食饲料公司原经理潘正壮受贿人民币55万元，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25万元。另一起是，陈昌强在担任中国移动澄迈、儋州两地分公司总经理期间，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64.5万元，但同样被法院一审“判三缓五”。琼海市检察院认为，两案适用缓刑不当，依法提出抗诉。

在我国刑法体系，缓刑虽然只是一种刑罚的执行，但是在公众心目中，缓刑和实刑之间涉及人身自由是否被直接限制，所以惩罚力度相差巨大。而对一些职务犯罪的官员屡屡适用缓刑，成为了中国法治之痛，也严重妨碍司法的公平性、惩治腐败的严肃性。

2003年至2005年，全国共有33519名职务犯罪被告人被宣告缓刑，缓刑率为51.5%。2005年至2009年6月，被判决有罪的17671名渎职侵权被告人中，宣告免予刑事处罚的9707名，宣告缓刑的5390名，两者居然占到85.4%。

不应一味强调“重刑主义”，但是对于职务犯罪的惩罚应保持应有的严厉性，才能充分实现“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威慑潜在的腐败官员。如果适用缓刑畸高，等于让很多腐败官员实际逃脱了“牢狱之灾”，让更多的官员去效尤，更易造成“治腐不过是罚酒三杯”的错误认识。

为了纠正对腐败犯罪“量刑”畸轻的积弊，最近几年，司法机关出台了一系列的司法解释。比如，2010年最高法《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严格控制职务犯罪适用缓刑的范围。2012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布了《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严格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若干问题的意见》，直接明确了“严格适用缓刑”的政策目标。

再来看这次海南检方提出抗诉的两起缓刑案，“潘正壮案”本身就是一起海口市粮食系统的窝案，涉案人员上至市粮食局原局长，下至企业仓库保管员，社会影响恶劣，且潘正壮本人受贿额高达55万元，不能因为他“全额交纳了罚金，认罪认罚”，就从宽适用缓刑。“认罪认罚”是一个职务罪犯应该做的，而不是“立功”。

同理，在“陈昌强案”，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先后18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64.5万元，受贿时间长、行贿人员众多，情节严重，影响恶劣，也缺乏适用缓刑的充分理由。

总之，对职务犯罪量刑，不能把《刑法》中的“可以适用缓刑”理解为“必须”，乃至“不适用缓刑就不对”，这是“反认他乡作故乡”，是沿袭了前些年对职务犯罪畸轻处罚的积弊，不符合“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反腐精神。在对于其他犯罪很少适用缓刑的司法环境下，对腐败官员缓刑适用的不均衡性，也引发司法公平问题。

这次海南检方对于两起腐败案提出抗诉，是对职务犯罪滥用缓刑“踩了刹车”，应该成为今后腐败案件量刑的参考性标杆——没有充分理由，就不该对职务犯罪适用缓刑。

□徐明轩（法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