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跟着党走

1990年6月，徐向前住进解放军总医院。住院后不久，90岁高龄的老帅病情日渐加重，弥留之际，他对徐小岩说：“我的遗言有三条：一是不搞遗体告别；二是不开追悼会；三是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和太行山……你们要永远跟着党走，言行一致，说到做到！”

“一生光明正大，从不为己诉曲。”随着记者的询问，徐小岩的目光落在客厅右侧斑驳白色墙壁上那副醒目的对联上。随即，陷入沉默良久。

“父亲去世的那天凌晨，习伯伯赶到医院送别父亲之后，回家后悲痛万分，写下此句。我想，这是习伯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对老战友的认识，是对父亲公正的评价，也是父亲一生的写照。”徐小岩说：“这幅挽联的落款是‘习仲勋一九九零年九月二十一日十时四十分。’精确到分钟，实在是非常少见，足可看出当时习伯伯惜别战友时的复杂心情。”徐小岩真诚地说：“这句话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

路走得越多，越能体会到字里行间的意味深长。时空交汇中的父子两人，身材伟岸，容貌相似，退休以后，徐小岩经常会望着这副对联出神。

“后来我经常回忆起这一段，心想当时为什么父亲最后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我们把他的骨灰撒到那些地方？”当时从未听父亲说过长征故事的徐小岩，一直有疑问存于心中，直到他最终踏上那片土地。

回忆起26年前的那个秋天，徐小岩感慨不已。“记得那是11月份，山区的天气真冷啊，我们穿着羽绒服都被冻得瑟瑟发抖。我就想，当时父亲他们走在长征路上时，穿的还都是单衣呢。那是长征路上最为艰苦的一段征程。”

直到此时，徐小岩才最终明白父亲徐向前的遗愿：“他是一直都在想，要永远和长征路上牺牲的战士们在一起。这是他最后的心愿。”

作为儿子，现在徐小岩每年都要跟着父亲以往的脚步，踏上其曾经战斗过的土地，并与那些在红色土地上生活着的人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现在想来，我对父亲的深入了解，其实有很多都是退休后重回革命老区时，从各种书籍、资料以及老乡们的嘴里知道的。”徐小岩微笑着说：“这种感受不仅是对征战一生的父亲的再认识，也是对当地情况、当地百姓的再熟悉。每次去都有不同的感受。”

当然，徐小岩的爱学习是出了名的。退休后，他每次去调研，都要做一些案头工作，“我关于中国近代史、革命史的很多深层次认识，其实也都是这么一点一滴得来的。”

“2012年，我第一次走到父亲曾经战斗过的金川，那是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和工作条件都非常艰苦。到金川时已经入夜，路上很黑，远远的，我就发现前面星星点点的火光，原来是当地的藏族兄弟在那儿举着火把等着我们。”徐小岩颇为感动地说：“后来我问那些等我们的藏族兄弟，其实他们并不知道我是谁，就是听说来的是徐向前总指挥的后人，家里老人嘱咐必须来接亲人回家。所以才有了这一幕。”

1935年，红军进驻大金川流域，建立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苏维埃政府———格勒得沙中央革命政府及各级苏维埃政权。据统计，从红军第一次来到金川，到最后从金川北上为止，一共历时14个月，金川成为长征途中红军驻留时间最长的地区之一。其间，红四方面军南下到金川后，连续留驻了艰难的10个月，在金川95%的地区都留下了足迹。

在艰苦环境中，红军战士英勇战斗、爱民敬民，受到各民族群众的拥护和欢迎。而金川人民也是竭尽全力支援红军、拥护红军，留下千古佳话。

这样的故事几乎在徐向前战斗过的地方都会有。“有一次我们去四川山区里很小的一个饭馆吃饭，老板娘听说我是红军的后代，就突然跑过来，说一定要看看徐总指挥的儿子长个啥样子？”徐小岩笑着说：“我看她激动，我也挺激动，就走过去让她细看、跟她细谈。我当时就想，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老区人，已经是第二代人甚至第三代人，为什么还对红军有那么深厚的感情？为什么还会如此真心待我们？”

走了很多地方、接触了很多人后，徐小岩觉得，这些革命老区有着丰富的“政治营养”，且生生不息。比如，湖北红安———红四方面军的诞生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献出了14万英雄儿女的生命，出现了200多名将军，成为全国将军人数最多的“将军县”，父亲徐向前题写了：“二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他当时就一直在想，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为什么一个山区小县就会有这么多人支持革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红安人参加长征？

“我想，关于长征，关于抗战，我们都需要更深层次的学术研究。这些作用是如何产生的，如何变化的，如何发展的，对现在有没有作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都需要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徐小岩认为传承长征精神首先要研究长征精神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