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即将进入尾声,这一年全球经济形势风云变幻,“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种种挑战。在如此复杂的局面下,我国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稳中提质，完成全年经济发展预期目标任务已是“板上钉钉”。经济结构呈现积极变化,“放管服”改革迈出新步伐，动能转换实现新突破,营改增提速释放新效应。中国经济在平稳的主基调下孕育着化蛹成蝶的蜕变。

张连起

全面推进营改增，构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棋局的“当头炮”，在实施过程中也必然贯穿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义在于提高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重塑供需再平衡。当下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产业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的关键阶段，实体经济不景气、民间投资意愿不足。有鉴于此，下好先手棋，把营改增等减税措施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棋局中的关键一招，正当其时！

营改增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回顾历史，轻徭薄赋是历代开明政府的明智之举。我国历史上“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乾隆盛世”无不是因减税放水养鱼、涵养税源而营造太平盛世的。环顾全球，国际社会大多也是通过逆周期减税实现经济复苏的。

我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维度上，以营改增为建立现代财税制度的标志点，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提供更有利的税制环境，彰显国家治理新高度！

全面推进营改增，能有效降低企业成本，激发市场活力，增加有效供给。今年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87元，同比减少0.17元。税制统一、税收中性、税负减轻，由生产型增值税全面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新增不动产所含税收可以抵扣，产生了叠加减税效应。全国除四大行业本身减税外，受益于可抵扣进项税增加，2016年1-10月营改增试点累计减税3717亿元。预计此项改革全年减税超过4700亿元，加上延伸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减收，总规模超过5000亿元。

全面推进营改增，能促进专业化分工协作，延长产业链。研究显示，营改增政策对于产业链的协调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正面“外溢效应”，合并、分立等重组事项大幅增加。企业的研发、设计、营销等内部服务环节从主业剥离出来后，更加专注于提供专门化服务，成为效率更高、专业更强的创新主体，催生了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培育壮大新动能注入了强劲的税制动力。

全面推进营改增，能强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双创”更广阔的空间，营造更加适应中小微企业生长的税制环境。前三季度，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比增长10.8%，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高4.8个百分点。今年5月1日以来，4大行业新办户数逐月稳步增加，累计增加53万户，带动了就业创业。中小微企业尤其是初创企业对于税负往往更为敏感，减税将极大地提高其存活率和竞争力。今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增长6.7%，经济继续保持“稳”的态势，服务业增加值28万亿元，同比增长7.6%，占GDP比重52.8%，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8.5%。其中，营改增的制度变革红利居功至伟。

“减税降费”正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体现

在1929年的“大萧条”危机中，凯恩斯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通过“反周期”宏观调控适当“熨平”经济的周期波动。在经济高峰期财政要实行紧缩性政策，以抑制总需求；经济低谷期财政要实行扩张性政策，以刺激总需求。美国的实践证明了凯恩斯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

美国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表明，积极的财政政策既包括举债扩大支出，也包括减税因素。我们之所以强调“减税降费同样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因为发现某些认识上存在误区，仅把扩大支出当成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而没有把减税降费当作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实践中，某些地方政府热衷赤字扩张却冷落减税降费。对于扩张支出刺激经济情有独钟，对于减税降费则兴味索然。

以当下观察，减税确实会带来财政收支平衡的压力，但要让企业过好日子，政府就必须过紧日子。从根本上讲，维系较高的财政赤字率是不可持续的。从长周期看，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反而会增加税收收入。因此，减税无疑是最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减税效应，聚焦减税降费，以减税而非以扩大政府支出为重心，才是未来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最大信心和底气所在。

营改增牵引财政体制改革

全面推进营改增，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市场有效；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政府有为。推进营改增后形成的地方主体税种缺失，一定程度上倒逼财税体制改革（特别是理顺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的进程。这一改革不仅是对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分配关系数量上的调整，而且对中央地方税源结构、税收质量等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对地方政府行为也有指挥棒作用。假如地方增值税比例提高，表面上可解决地方因营改增造成的短收问题，但深层次上可能出现激励不相容的后果。所以，财力适当集中是必要的、逻辑的结果。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从今年5月1日起，所有行业企业缴纳的增值税由中央与地方（原75%比25%）按税收缴纳地“五五分享”；以2014年为基数，将中央从地方上划收入通过税收返还方式给地方，确保既有财力不变；中央集中的收入增量通过均衡性转移支付分配给地方，主要用于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财税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头戏”，是与财政作为国家治理基础和支柱的地位密切相关的。营改增这个“当头炮”，起到了主动性、牵引性、辐射性的作用，此子一布，满盘皆活！

尽管营改增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超出预期，但改革依然在路上。当前政策层面存在税率档次多、类似业务适用政策不一、优惠方式过多（免税、先征后返、虚拟抵扣、差额征税）等问题，实践层面也面临着如何引导企业运用增值税抵扣机制，确保政策有效落地等繁重艰巨任务。要统筹考虑财政承受能力、宏观调控需要等因素，适当简化增值税税率，逐步清理规范增值税优惠政策；适时启动增值税立法工作，巩固改革成果。因此，对营改增的认识不能囿于地区、行业、产业、企业等角度，而应着眼于产业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的高度，着眼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需久久为功的高度，着眼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保就业、增活力、创环境的高度，着眼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

《易经·系辞》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确保营改增这个“当头炮”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棋局中落准、落细、落深，以道驭术，明道优术，用减税降费的“减法”换取结构升级、动能转换的“乘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将是明年财政改革和经济工作的发力点。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内部控制委员会委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