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最好的模样”被牢牢限定在现有条件中。日本的庇护性工厂“榉之乡”接受年满18岁以上的障碍人士，其中70％患有孤独症。该机构有重度孤独症人士养护中心、福利工厂、孤独症人士家庭式住所、作业场等部分。国家和地方政府承担了机构大部分的运营费用，每个重度孤独症人士每月可以从政府得到残障福利补助，在福利工厂工作的孤独症人士还可以得到额外的工资。美国通过职业康复机构为孤独症成人提供包括评估和诊断、咨询、求职协助、辅助技术和在职训练等在内的就业服务，帮助他们完成支持性就业、定制就业、创业、庇护性就业和竞争性就业等。

而在中国，小邱已经成为孤独症患者融入社会的理想范本，尽管歧视依然无法逃避。原本四菜一汤的午饭，食堂的人却经常只给小邱一份土豆丝，理由是“他在减肥”。身高1.7米的小邱，体重还不足百斤。

有次在公共场合，小邱失控哭喊，周围人用异样的眼神看着他们母子。回家的路上林桂萍终于受不了了，跟他说：“你太傻了！”那是她第一次跟儿子说那样的话，说完她就后悔了，抱着还在发愣的儿子哭了出来。

这个群体中极少有人能够就业，大都在家里或者机构托养。在北京慧灵大龄智障和孤独症人士托养机构，过了而立之年的孤独症患者有的安静地坐着，目光涣散，等待年过七旬的父亲来接回家；有的只是沿着地砖的缝隙一点点挪动，头低垂着，只能看到耸动的眼眉和张合的嘴唇。

与小龄孤独症康复训练行业市场的火爆刚好相反，大龄孤独症托养机构还是一片冷寂。有报告显示，我国现有康复机构多接受12岁以下的孤独症儿童，12岁以上的孤独症儿童缺乏合理的安置模式，大龄自闭症者的养护及就业是90.8％的家庭最担忧的问题。

此外，2013年的一项对全国117家孤独症康复机构的调查数据也显示，为16岁以上自闭症个体提供服务的康复机构仅有1家。

张岚不敢想象瑞瑞的未来。她经常自责，“当年不生他就好了，在世上受这么多罪，孩子是无辜的”。说这句话时，瑞瑞就在不远处，大半个身子埋在五颜六色的塑料球里，只露出一个毛茸茸的小脑袋。

但她又觉得委屈：“可我也是无辜的啊，我又做错了什么呢？”

半年来，张岚没买过一件新衣服，“孩子都这样了，哪还有心思管那些”。如果哪天穿了件漂亮点的衣服，她都觉得自己是在“犯罪”。积蓄已经花得差不多了，最晚今年寒假前，他们就要带着瑞瑞回到故乡，“再不回去我们都得下岗”。

林桂萍的忧虑更加绝望。她身体不好，但“必须撑着”，只希望自己能比孩子多活一天。这些年，她租住的房子里永远渗着一股中药味儿。

小邱慢慢意识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并且归因于大脑。在那张狭长的工作台上，有一张写满了“脑”字的透明塑料片，他有时会自言自语：“遗憾，没做脑手术的遗憾。”

在他上班地点的对面，是一所小学。放学时整条街都是奔跑嬉闹的孩子，在夕阳下散发着灼人的健康与生命力。

小邱下班时会遇到这些孩子。他双手紧贴裤缝，目光直视前方，面无表情地穿过人群，仿佛正在穿过一个与他毫不相干的世界。（记者 玄增星 孙庆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