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渊:父亲更希望你从事理工科,而不是继承衣钵成为作家?

陈佳洱:父亲既鼓励我写文章,也引导我追求科学。我读初中时,抗战胜利后他从北碚给我带回一本英文版著作《森林中的红人》,在他的鼓励下,我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在《华美晚报》上发表。

虽然父亲的专业是教育学,但是他在科学和文学方面都有浓厚的兴趣。他说小时候家境贫寒,没有足够的资金供他读书,不然就会去学数学。

高渊:你的中小学都是在上海念的?

陈佳洱:对,小学上了两个,一个是基督教的培德小学,另外一个上海西区的工部局小学。抗战胜利后,我上了位育中学,校长李楚材是陶行知的学生,跟我父亲是好朋友。但好朋友归好朋友,它是私立中学,交了费才能入学的。

高渊:中学同学中,有一位后来大名鼎鼎的田长霖,当时你们谁的成绩好?

陈佳洱:当然是他好,我主要是物理和化学比较强。长霖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成为引领热物理领域发展的著名科学家。我留学英国后,成为加速器研究专家。而且我们同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同在上世纪90年代出任中美两所名校的校长,他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首位华裔校长,我当了北京大学校长。

不满16岁上大学:刚进大学时,去医院挂号,护士给我挂了小儿科,后来同学们一直管我叫“小儿科”

高渊:1950年你就上大学了,当时才16岁吧?

陈佳洱:当时还不满16岁。中学是初高中一贯制,根据成绩分甲班和乙班,甲班念5年,乙班念6年,我被选到了甲班。

高渊:当年最向往哪个大学?

陈佳洱:我最想考的是上海交大和北京大学,交大是家乡上海的大学,北大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讲的是科学民主,一直很向往。

但我父亲有几个地下党的朋友,他们建议把孩子送到老解放区去锻炼。当时东北解放区有两个大学可以选,一个是大连大学,另一个就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我听说大连靠海,风景好,就报了大连大学。

我考的是电机系,因为我喜欢电。同时,我也觉得解放后要发展工业,就一定要发展电机。到了东北老解放区后,确实跟上海不一样。就在离大连大学不远的地方,有个劳动公园,里面有块碑:“劳动创造世界”。一看到这个碑,我就深有感触,觉得世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我们要为劳动人民服务,做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这个给我印象很深。

高渊:在大连大学的学业怎么样?

陈佳洱:我在班上是小组长,也是物理实验课的课代表。我们物理实验课的老师是应用物理系的系主任王大珩先生,他是我的恩师。他向工学院的屈百川院长建议,培养工程技术人员,如果没有理科的底子,视野和思维都受限制。所以后来就成立了大连大学应用物理系,由他来担任主任。

因为我是课代表,所以对物理实验比较努力。王大珩先生对实验的要求很严格,他虽然是系主任,但他亲自来带做实验。每次做实验,我们还没到,他已经在实验室门口等着了。每个学生进门,都要先经过他的口试。他会问:“你今天来做什么实验?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实验的目的是什么?你准备怎么做?”

高渊:物理实验是你的强项吗?

陈佳洱:王大珩先生的实验课一做就是半天。做的时候,他到处巡视,检查同学做实验的认真和严谨程度。做完以后,他要看你的实验数据记录,还要给你打分。根据开始的提问、实验进展和数据结果,按5分制来打,得5分非常难。

我们班上有一个“潜规则”,谁得了5分,就得请客吃花生米,因为大连花生米又便宜又好吃。我记得那一个学期我有幸请了三次花生米。

从东北人大到北大:“恩师朱光亚比我大十岁,我们师生关系非常密切,可以说朱老师带了我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