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渊:在大连大学读到本科毕业吗?

陈佳洱:没有,1952年底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我们就去了当时的东北人民大学,前身是东北行政学院,后来改称吉林大学。

物理系的很多老师都是从北京调来的,系主任是原来清华大学的余瑞璜,他是国际一流的X射线晶体学家,能自己做X光管。教我们分子物理的是霍秉权,当过清华大学教务长,后来当郑州大学校长。当时的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号称有“十大教授”,实力很强。

高渊:对你影响最大的是哪位?

陈佳洱:是朱光亚教授,他是我的恩师。他29岁,比我大10岁。他教原子物理,讲得非常好,备课也认真,板书特别清晰。

当时,他刚从朝鲜回来,得了一枚军功章,在我们学生眼里,就是一个大英雄。他上课不是简单灌输知识,而是从历史讲起,像讲故事一样,把我们从经典物理引导到量子物理。他不仅讲课好,每次讲完课还来辅导,会很认真地听你的提问,并把问题简化后写在黑板上,然后他倒过来问你,一直把你问懂,非常循循善诱。

我对朱老师特别敬佩。他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是副教授,从朝鲜回来调到东北,不到一年就升正教授了。我这一生,对我影响最深的就是朱光亚,他的业务功底非常好。

我们师生关系非常密切,情谊很深,可以说朱老师带了我一辈子。

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他出题并指导的。他对我要求很严,每周都检查我查阅文献的笔记,理解不对或不准确的地方他都用红笔勾出来。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我终于在他的指导下研制成我国第一只能探测β放射性的计数管。后来他说,我的毕业论文比他预期的还要好。

就在那时,毛主席说我们也要有原子弹。中央专门组建了核武器专家委员会,由周总理牵头,具体是聂荣臻元帅负责。他们知道朱光亚原来就是蒋介石派到美国去学原子弹的,就把朱光亚调到北京。

高渊:其实你们师生并没有分开多久,朱光亚马上把你调到了北京?

陈佳洱:对,朱老师是1955年春天调到北京的,先在钱三强先生主持的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没过多久,教育部发来调令,要调我去北京。

但我们系主任余瑞璜不干了,他说:“假如要调走陈佳洱,我就辞职!”所以,一开始没调成。但也没多久,大概是6月份,中组部来函调我进京,余瑞璜也没办法了,只能放行。

高渊:你到了北大还是中科院?

陈佳洱:先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物理六组”,实际上呢,当时中央正委托钱三强的近代物理所,帮助教育部建立“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大量培养核科技人才。调我来就是参与这件事,当时我们只跟北大校领导单线联系,对北大广大师生是保密的。我们一开始是招北大、复旦和武汉大学等学校的三年级学生,经过一年的训练,就送到核工业的科研院所和工厂工作。但后来觉得这样训练一年的质量还不够高,就开始从本科新生中选拔。为此,1958年后,北大正式成立了原子能系,后来改名叫技术物理系。

英伦留学的最大收获:“他们的茶歇和吃饭花这么多时间,其实是思想交锋的过程,做科研最重要的是有新思路”

高渊:后来去英国留学是因为什么机缘?

陈佳洱:我是1963年底被公派留英的,此前的留学生大多去苏联。当时,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跟英国皇家学会达成了人员交流协议,互派留学人员,第一批中英各派4人。劲夫同志决定从高校和中科院各派两名,北大推荐了我。

高渊:第一次出国吗?

陈佳洱:对,路上还有波折。我们先乘火车到莫斯科,然后转机去伦敦。那天晚上伦敦有雷雨,飞机只得降落在曼彻斯特。降落后,飞机上招待乘客吃饭,我们却不敢吃,怕要收钱。想打电话也不行,因为没有钱,然后坐大巴去伦敦。

高渊:你们去了哪所大学?

陈佳洱:我们四个人去了不同的地方,他们三个分别去伦敦、雷丁的研究所和利物浦大学,我一个人去了牛津大学。我的导师是丹尼尔·威尔金森,他是牛津的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问我在国内做过什么工作,我说搞加速器,他就让我参加他们新到的串列静电加速器的安装调试工作。

这项工作大概做了一个半月,我一边做安装,一边做实验,晚上还做理论计算。然后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的加速器出来的束比预定的要弱,原因是他们设计的偏转磁铁接收空间和加速器出来的束流特性不匹配。当时我比较犹豫,到底告不告诉他们,因为我怕人家说刚来就指手划脚。

后来威尔金森问我,这个加速器的束流为什么通过磁铁后减少这么多。我就老老实实跟他讲,这里有一个匹配问题,因为磁铁的真空室里面装了一些膜片,导致束流接受度下降。他听了不但没生气反而很高兴,马上叫我写了一篇内部学术报告。

高渊:在牛津大学学习了几年?

陈佳洱:待了两年半,其中包括在英国卢瑟福高能物理国家实验室做等时性回旋加速器的研究,中间还到伯明翰大学访问研究了两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