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的事情越多,视野越大,经历越丰富,越能感受到来自前辈的那股精神力量。”严慧英说自己的每一步,都是在“践行”。

◆严慧英简介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集团公司促进会副秘书长,九三学社第十二、十三、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严慧英的爷爷,是严济慈——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物理学研究奠基者之一,同时还是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及名誉主席,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不过,小时候的严慧英并不知道,自己有个“不一样的爷爷”。

她眼里的自己,就是一个从江西到了四川又到了北京,一口南昌口音花了很久时间才融入环境的“丑小鸭”,一个在理工科家庭包围下成长起来偏偏“爱读小说”的小女孩儿,一个到了国外用力生活奋力打拼的留学生……人生似乎并无受惠于他那个事事要求严格的爷爷。

也是在很久以后,严慧英才明白,什么是爷爷的“不同”,什么是经历的宝贵,什么是前辈留下的财富……

“严肃得很”的爷爷

小时候,严慧英觉得,生活对自己并不是很公平。

1964年,严慧英出生40多天,母亲胡立生就把她放到了江西南昌姥姥家。父母要到四川支边,无法照看两个孩子,他们只能先带上大两岁的哥哥。

姥姥待人温和有礼,事事为人着想,严慧英至今认为,“有很多对人生的理解都来自她”。但对孩子来说,父母的关爱终究无法取代。然而,一直等到7岁,严慧英才终于有机会,去往成都上学,与父母一同生活。

时值“文革”,小小的严慧英尚未在与父母的相处中尝到甜蜜的滋味,几个月后,父亲严双光就在一场劫难中,“突然没有了”———那时候,她甚至还没有习惯管爸爸叫“爸爸”。

父亲去世后,严慧英和哥哥一起被接回北京,开始和爷爷严济慈、奶奶张宗英一起生活的日子。在北京站口北边一个院子里,度过漫长又短暂的少年时光。

当时的爷爷奶奶已经过古稀之年。看到过世儿子留下的一双儿女,心中的伤痛就像一块不时被翻起的疮疤,隐隐作痛。刚到北京的严慧英,还经常会看到奶奶一个人坐着,暗自垂泪。

“但毕竟年纪比较小,有些事并不真的理解。”严慧英就在爷爷奶奶身边,带着说不出的心事,一点点长大……回想起与爷爷相处的过往点滴,严慧英感受最强烈的,就是“爷爷对于品德习性的严格要求”。

当时爷爷家有一部电话,严慧英和哥哥都会主动去接。有时候接过后就直接挂掉了,爷爷看在眼里,总会皱起眉头:电话机旁边有纸和笔,一定要把来电人的信息记下来,及时跟爷爷奶奶说明情况,以免有漏接。当时的严慧英尚觉得“这不是多大事儿”,爷爷却是“严肃得很”。

家里来客人,爷爷也定会要求严慧英和哥哥,“自己去开门!”不管是后来在国际物理学界声名显赫的李政道、杨振宁,还是送信的邮差,爷爷都是一样的要求:送客人时要把人送到门口,认认真真说“再见”。

“大家围坐一桌吃饭时,爷爷一定要等大家都坐好,才能一起动筷,小孩子饿急了也不行,而且只能吃眼前的那道菜,如果想吃远处的菜,那就把盘子换过来。”

甚至放学路上捎带买面条,被多找了几分钱。爷爷奶奶也会要求严慧英再走回一大截路,把钱退回给店家……后来长大,严慧英才明白,爷爷奶奶这些严厉的要求背后,是对于“定要尊重别人”的坚持。

严厉之余,也有来自爷爷奶奶的脉脉温情。

“爷爷五点多就会起床,为我们做早饭。”“爷爷奶奶那时候年纪大了,已经不怎么吃肉了。但我爱吃馄饨,爷爷就每周都煮两三次,陪我一起吃。”“看我手冻肿成小萝卜,奶奶把从前在法国留学时候的礼服翻出来,做成了保暖手套。”……

也是在长大之后,严慧英才意识到,在少年的烦恼忧愁之外,拥有过一段最温暖的时光。那个“会在冬天的早晨戴着一个瓜皮帽,在院子里劈柴敲煤块”的古板爷爷,一直在用心陪伴和养育着她。

“科学之光”严济慈

在爷爷家会客厅最显著的地方,有一幅他的铅笔素描像,严慧英7岁到爷爷家看到时,纸张已经泛黄,笔触依然清晰可辨。她也是后来才知道,画像下面那一行法文小字的意思:“致我的朋友严济慈———科学之光,徐悲鸿”。

那是1927年从法国大学理学院拿到物理学博士学位回国的邮船上,徐悲鸿为严济慈所画。而那行题字,既寓含着严济慈研究的光学和他的字号(字慕光),又表达了徐悲鸿希望严济慈能成为祖国的“科学之光”,照亮当时黑暗中国的心愿。

徐悲鸿的心愿,也是严济慈的希望。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任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所长的严济慈,正代表中国出席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国际文化合作会议,他在会上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呼吁国际社会阻止日寇妄图轰炸北平的暴行。在接受法国《里昂进步报》记者采访时,他说:“中国人民的抗战是正义的事业,不管战争要持续多久,情况多么险恶,最后胜利必将属于中国人民。我将和四万万同胞共赴国难。我虽一介书生,不能到前方出力,但我要和千千万万中国的读书人一起,为神圣的抗战奉献绵薄之力。”发言一时间传遍五湖四海。

随后,在国民党元老李石曾推荐下,严济慈和中共领导人吴玉章、法国物理学家郎之万教授联络,积极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1937年从法国回来后,无法再回到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北平,严济慈便取道越南河内到达昆明,暂时放下自己的科学研究,主持筹建了北平研究院驻昆明办事处。

在昆明,为适应战时需要,严济慈带领研究所的人员,投入军需用品的研制工作。在条件十分艰苦、设备极端简陋的情况下,他自己动手研磨镜头,测量焦距,先后制造出1000多具无线电发报机稳定波频用的石英振荡器,300多套步兵用的五角测距镜和望远镜,还制造出500台1500倍显微镜……物理所几乎成了一座兵工厂。这段时间,他还培养出了一批年轻的光学工人,为后来新中国第一个光学精密仪器研究所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严慧英曾听奶奶说起,“新中国成立那天,爷爷欢欣得像个孩子。”经历抗战10年辗转、专业搁置,新中国成立后,严济慈心想,终于可以有一间安静的实验室,开始自己热爱的科学研究了。但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与严济慈的一番谈话,却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轨迹。

郭沫若希望严济慈出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同他一道,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贡献力量,搞好中国科学工作者第一大组织的管理工作。

严济慈起先是拒绝的,他太渴望回到实验室了,“一个科学家离开他的实验室,他的科学生命就结束了。”但是郭沫若“假如能够使千万人进入实验室,那么我们的工作还是有价值的”这句话,最终还是触动了严济慈。他答应了。

严济慈知道,为使科学研究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有许多工作需要从头做起,除了实验室的研究工作,还需要制定发展科学的蓝图,需要从事科学管理的人。

1958年6月,中央同意中国科学院创办科技大学的请求,严济慈此时已年近花甲,但他全力投入学校创建。上世纪80年代初,已过耄耋之年的他,还与李政道合作,举办中美联合招考赴美物理研究生项目,并担任招考委员会主席,在国内招考与物理有关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赴美攻读博士学位。现在,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成为中国科技领域的领军人物。

后来,对照爷爷的“事业年表”,严慧英才知道,当年她爷爷和他的朋友们,那些聊不完的话题,艰深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她还记得,当时茅以升家与爷爷家相隔一条马路,“茅老来家里跟爷爷讨论问题,一坐就是一个下午,结束时爷爷会送他过马路,结果聊着聊着茅老又送爷爷回来了,有时来来回回好几次,话题还没结束。”

他们的话题指向,正是严济慈毕生的探寻与追索———“国家的发展最终要靠科技,作为科学工作者,就要用毕生的精力,将科学的种子深耕中国土地,用科技之光给中国大地带来光明和希望!”

岁月奔流,严慧英也切身感受到,科技发展带给一个国家的自信自立自强,爷爷留在她儿时、年轻时代的印记,也越发让她对严济慈这一代开拓我国科技事业的爱国科学工作者充满敬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