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爷爷“并肩”九三学社

因为爷爷的熏陶,严家成员一个接一个奔着理工科学术殿堂而去。1984年,历史学家周谷城还特意给了严家一个封号:“小科学院”。他还为严济慈写了一首七言律诗,“五子登科开学运,一家小院有科名”,赞美严家对于科学强烈的热爱和无止境的追求。

不过,虽然慢慢长大的严慧英能体会到爷爷对科学无与伦比的爱,却始终无法融入,“比起学习理工科,我好像更爱读小说。”

发现了这一点后,她便在“是不是做自己”这个问题里苦苦打转。读大学时候选的是理工科专业,后来去美国留学,也是理工科。但心里始终是有苦恼的,“我还是更喜欢读文学书籍,更喜欢文字和语言表达。”

虽然“爷爷这一点很宽容,没有提出任何关于学科的要求”,但后来在美国转读完MBA,投身商海的严慧英,依然对自己的选择“不能释怀”,我是不是做了错的选择……也是在很久以后,严慧英才真正接受了这一点。“这个选择,也算是回应了爷爷‘善于实事求是’的要求……”

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的留学生活,也是严慧英在爷爷奶奶家住了十几年后第一次独立生活。她迫切想向这个家庭、向爷爷证明:自己可以。

美国西北的蒙塔纳州,冬天足有零下40摄氏度,第一学期初到当地,口袋里一共只有300美金生活费的严慧英,只能去超市买来土豆,回到宿舍煮着吃。

“每一块面包都要自己挣”,在国内生活条件尚算不错的严慧英,不得不边读书边到处打工……而这份艰辛,也让她对家庭有了更多平和认知,“其实家里一直是温暖的。”

上世纪90年代,在美国已经工作数年的严慧英,毅然决定带着两个孩子回国了,“我的祖国,机会正多。”

回国后,除了在商业资源上努力架起中国与西方的桥梁,严慧英心里最大的事,就是加入九三学社——1948年,严济慈加入九三学社,此后,历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爷爷是九三学社的发起人之一,九三学社也寄托着爷爷“科技报国”的心。“从感情上,始终很贴近。”

严慧英心里想的还有,即便没有从事科研工作,但可以从九三学社这个方向切入,为国家发展、民生福祉,尽一点力。

不过,严慧英没想到,加入九三学社的过程,颇为漫长和曲折。从1999年开始,严慧英每年都递申请,却年年都石沉大海,她还曾去到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咨询、请求,依然没有下文。直到2004年,通过欧美同学会的“迂回”,才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九三学社北京市东城区支社的一员。

加入九三学社后,严慧英渐渐养成了坚持写作、总结建议的习惯。这个写东西的过程,也让严慧英慢慢感觉“进一步了解了社会、自己责任感比较重了”。2006年,听到九三学社王选关怀基金正式成立的消息后,严慧英几乎是不假思索,捐赠了基金成立以来的第一笔款项。她带着一封饱含深情的书信及2万元人民币来到九三学社中央。信中说,“我深深地被王副主席的科学精神和奉献精神所感动,作为一名九三学社的普通成员,很高兴有机会可以为本学社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了不起的九三人”

加入九三学社后,严慧英对于国内社会生态的了解越来越深,视野越来越宽广,“朋友圈”覆盖面也越来越大。她认识了一众“了不起的九三人”。

“我特别高兴地看到,爷爷参与创办的这一民主党派里,有这么多真诚纯粹、有力量的成员。”

严慧英在成为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后参加一次会议,与同为“九三人”的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吴明分住同一房间。“前一天睡觉时,吴教授还没有回来,第二天醒来时,就看到她把毛巾搭在台灯上,正认真批改学生的论文。”吴明对于教学科研的热诚,对于他人的关照,让严慧英至今想起来,仍非常感动。

同样让她触动的,还有中国科学院大学的盲人教授杨佳。同为全国政协委员和九三学社成员,严慧英与杨佳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一次,一位摄影师朋友在国家图书馆办摄影展览,邀请了严慧英。严慧英在跟杨佳的电话中,顺口就邀请了杨佳,“你来不来看?”

话一出口,严慧英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不过,更让她惊讶的是杨佳的反应,“我去!”

那一次,严慧英就带着两个孩子,接上杨佳,一起去看了摄影展。“没想到,杨佳是全场‘看’得最全面最认真的那一个。”严慧英回想当时,杨佳认真地听每一幅作品的讲解,听摄影师讲拍照时为什么站在那个方位,为什么选取那个角度……严慧英被结结实实地打动了,她拉过两个满场跑的女儿,语重心长,“你们看,虽然杨佳阿姨看不见,但是她‘看’到的比我们都多啊!”

“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一代一代‘九三人’的良好精神面貌,不懈的努力与追求,对他人的尊重和关怀。”严慧英骄傲能身在这个群体,也更想通过这个群体,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后来,这些“九三朋友”,也如愿成为各自在社会议题上最得力的伙伴,一同调研、建言、追踪,为社会事务鼓与呼。

公共场所禁烟、关注尘肺病患者等提案和建议中,都能看到他们的名字。其中,对尘肺病患者权益保护的关注和建言,也正是他们花精力最多的一个领域。

2013年,偶然参加了一次关于尘肺病研讨会后,严慧英被这些尘肺病患者的痛苦遭遇触动了,决定加入为尘肺病患者奔走呼喊的行列。后来,严慧英积极组织协调,与全国政协委员周秉建、杨佳、侯露等一起,到昌平和房山的医院,对尘肺病患者情况进行实地调研,与医院相关负责人沟通,完整了解尘肺病人的病情、状态、治疗方案等等。后来,她们也把调研所得充分用了起来,“到全国政协大平台建言!”

2016年两会前夕,九三学社联手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善举基金等社会公益组织,组织召开推动解决农民工尘肺病问题“议案”“提案”座谈会,并在当年的两会上,积极发声。至此,在九三学社,对尘肺病的关注,真正从“个人”升级成了“组织”。

这个过程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邵鸿也加入了推动解决尘肺病农民工问题的群体,参与调研和讨论,提交相关提案,致力提升尘肺病患者群体的生命质量,也为他们的家庭分忧。去年底,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履新,第一次工作交流中,严慧英即向他汇报了他们在推动尘肺病患者问题解决中所做的工作,武维华主席也及时反馈,要将其作为一项重点工作,纳入九三学社精准扶贫活动中,积极推动尘肺病患者家庭扶贫……“九三人”的行动力,“九三人”的社会责任感,让严慧英感慨、感动。

以专业的科学精神建言

几年前认识尘肺病后,严慧英的生活就跟这个群体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不仅是能连续数年调研、写报告、总结,到更大平台上鼓与呼。严慧英还成为了“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的一员,不仅自己加入,还拉上自己的女儿做志愿者,关心每一个尘肺病患者的命运,努力帮助解决尘肺病患者的困扰,还资助了不少尘肺病家庭的孩子……

让严慧英欣慰的,不仅是大家的努力改善了尘肺病患者的生活质量,更是“关怀的传递”。她高兴地看到一些尘肺病患者获得继续积极生活的信心,更高兴他们后来主动加入公益组织成为志愿者,再去感同身受地关心别的患者……

就在不久前,严慧英还收获了一次来自尘肺病患者的意外感动。一个她帮助和资助过的尘肺病患者,写了首小诗,看得严慧英泪流满面,“从认识你的那一刻起,你用你的温柔和善良,守候着我的痛苦和悲伤……”

“他们的感谢,不是我去做这件事的目的,但却是我获得的最好报偿。”严慧英说自己没总结梳理过,却也不得不承认,人生所做的每一个重大判断和决定,都离不开家庭,离不开爷爷的影响,不论是读书、留学、归国、加入九三、做慈善……甚至作为政协委员的态度和方式,都有爷爷说话做事的影子。

做一切事情都必须尊重事实,坚持讲真话,就是严济慈的原则。1979年“五四运动”60周年纪念会,曾请严济慈去发言。他没有去,“‘五四运动’主要发生在北平,我当时在南京,不能代表知识分子讲话。”

在政协,严慧英也将这一特点及时“发扬光大”。

“不提不痛不痒的建议,问题要跟专业群体确认是真问题,建议要咨询专业人士是真建议。”已做两届全国政协委员,严慧英的每一件提案都是负责任精心打磨的结果,只要问题真建议实,她并不太介意是否会触碰到相关利益群体的“蛋糕”。治理水污染、确保食品安全、明确电影分级制度,改进政协提案工作方式等等,都是科学求证后提出的客观建议。

2018年全国两会在即,对于严慧英来说,除了一如既往关注尘肺病群体之外,她还在酝酿关于加强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建议,“在这方面的教育,我们还很有提升空间,要让孩子们真正学会独立思考,提升公共事务的参与感、社会责任感。”

潜移默化中,真诚做人、踏实做事、尊重科学、尊重他人,以科学精神做事讲话……也都成了严慧英的信条。“做的事情越多,视野越大,经历越丰富,越能感受到来自前辈的那股精神力量。”严慧英说自己的每一步,都是在“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