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他们以共同的东吴大学法学人的身份，希望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国家的法治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书生报国，惟有学问。

潘汉典是公认的当代中国比较法学的奠基人之一。关于比较法在中国的起源，在英、美、法、德、日等国著名的比较法论著中是缺失的，潘汉典通过对我国客观历史事实考察，明确提出《法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它同东西方各国比较法的起源相比是毫不逊色的。

潘汉典还曾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咨询，撰写过若干论文，为现行宪法中的“庇护权”概念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最值得一提的是，年近八旬的他还接受邀请出任《元照英美法词典》总审订，与主编和词典工作人员多次奔赴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地，寻访和邀请东吴大学法学院的专家加盟，后又联系美国、加拿大等地相熟的英美法和罗马法专家，历经千辛万苦，于2003年出版了业界享有盛誉的《元照英美法词典》，这是倪征（日奥）、姚启型、卢峻、杨铁樑、蔡晋、许之森和潘汉典等东吴学人联袂为中国法学树立的一座丰碑。

《元照英美法词典》是有史以来中国最大的英汉英美法词典，460多万字，所收词条已达到4.5万多个，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词典》的3倍。词典的编纂是几代学人的结晶，平均84岁的14位东吴大学法律学者参与编辑审订，他们没有经济资助，没有鲜花和掌声，历经九载寒暑的呕心沥血，终于完成了这部词典的编纂工作。

作为词典总审订的潘汉典在“缘起”中写道：“本词典的编纂，肇始于1994年，项目发起人及主持者与其同侪假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楼之斗室，作为工作室与四壁图书之资料室。复诚邀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法学教授、研究员并慎选法学硕士、博士研究生等参与其中，先后达二百数十人，依主持者策划部署，分工协作，自浩瀚原典中提炼词条奥义，施行初编、复编、初审、勘定以及录入校订等工序流程，并辱承散处京、沪、宁、杭、港、台各地及海外对英美法素有学养的老学者、专家同仁，不问报酬，承担后期审订重任。主编者及总审订者铭感五中，莫可言宣，谨此致敬。”

潘汉典为词典编纂一事数次南下联系东吴大学法学学者，许多人早已与法律工作无缘，但是他们一听到这事，就像退役的警察遇到了新案情一样，职业的本能让他们满口应承，一些人不顾身体的病痛，在狭小的居室里开始了这一在外人看来枯燥无味的工作，一干就是9年，不少人没见到词典出版就已告别人世。

这些学者都受过最好的法学专业训练，在东吴大学毕业后，大都留学英美，接受过最先进的法学教育，面对时代风云，他们也许无法改变历史的走向，但是以共同的东吴大学法学人的身份，希望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国家的法治建设贡献一份力量，尽管许多人历经磨难，大多没有从事法律工作，但是一旦有机会，便会以书生之志报效祖国。

三、 作为《法理学》这样一本好的学术著作的中译本，既然可以出版，必须重新核对，否则对不起作者，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自己

做学问也是做人，老一辈的学者在对待学术一事时，那种认真与坚守让人敬佩。

潘汉典精通多国语言，翻译过许多法学专业名著。意大利政治家、思想家马基雅维里撰写了经典著作《君主论》，1958年商务印书馆确定《君主论》入选“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并向潘汉典约稿，经过了27年，1985年第一版终于面世。

据潘汉典儿子介绍，他在接到商务印书馆约稿时，已经是掌握了英、法、德、日、俄五国外语的翻译家了。只因为发现《君主论》一书的美、英、法、日、德各国译本的文义差别诸多、莫衷一是，遂又苦攻意文。而后以4个版本的意文原著为基础，以英、美、法、德、日各国的13个版本译文为参考进行翻译。为了翻译好《君主论》，他对马基雅维里及其所处时代的历史、文化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他遍读马基雅维里的著作及各国关于马基雅维里的研究资料，即使身在国外进行学术交流时也不忘搜集与马基雅维里相关的资料。

为了帮助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原著，他在译者序中为马基雅维里作了一个精炼的小传。在书中做了220多条脚注，70字以上的有70条，最长的一条有200多字。这本只有126页的书，却让潘汉典花费如此多的心血。

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于1940年出版的《法理学》，是法理学启蒙读物，影响巨大。潘汉典1945年在上海一家外文书店的书展上发现它，很是喜欢，几经周折买下了这本书并立即着手翻译，2年后即翻译出来。直到2013年，此书才由法律出版社计划出版，本来该书1947年已翻译完毕。可是潘汉典仍以93岁高龄，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对译稿进行了全面核对，即使住院期间，也没有停止工作。

对于为什么又要亲自核对，潘汉典说，原稿只是自己学习，了解世界法学之用，读者只是自己。如果出版，就是公共产品，将有很多读者，学者提交公共产品，就应该认真、慎重。作为《法理学》这样一本好的学术著作的中译本，既然可以出版，必须重新核对，否则对不起作者，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自己。

也是在1947年，潘汉典还翻译了耶林的德文版《权利斗争论》，当时已经参考英译本、日译本等多种语言的版本了。法律出版社1912年版《潘汉典法学文集》首篇《权利斗争论》译者注中写道：中译本作于1947年，根据A.Langen版德文本译出，日本原有三个日译本，近年又增加了两个译本，可见此书在国外影响之一斑。现根据东京大学法学部研究室藏德文本，参考小林孝辅、村上纯一的两个日译本修订旧译。对待一本经典著作如此认真，是对学术的敬畏，也是潘汉典那一代学者的治学态度。

潘汉典在中国法学界、翻译界的巨大贡献，潘汉典入室弟子白晟教授在《东吴身影——走近导师潘汉典》一书中有系统、细致地整理与描述，他在书中说：身为比较法学家的潘先生不仅将比较法视为方法，而且以比较法视为生活方式，是一位纯粹的学人。惟其单纯，在这喧嚣的年代显得尤为珍贵，惟其单纯，才值得学界同仁学习：不仅学习其为学之道，更学习其为人之道。

（作者系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