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王行娟：南京金陵大学毕业，著有《贺子珍的路》、《李敏、贺子珍与毛泽东》。1992年开办国内第一条妇女热线，随后又开通了老年热线、反对家庭暴力热线，一手创办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以弱势妇女、儿童为主要帮扶对象，以心理辅导和社会工作为主要方式，用生命影响生命，关注妇女与儿童身心健康，打造了“红枫妇女热线”和“方舟家庭中心”等诸多公益品牌。

　　“我们就像红叶一样，一直在绽放。‘霜重色愈浓’嘛，从此就叫红枫了。”虽然只有一叶红，亦可染尽天下秋。从事公益20余年，王行娟和她的“红枫”开创了国内诸多公益项目的第一。

　　第一家民间妇女组织

　　2013年，全国妇联携手百家公益联盟发起“守护童年”行动，“红枫”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合作，开通了一条保护儿童的热线，“红枫”模式开始得到推广。

　　持续几年的努力终于引起了官方的重视，这让王行娟倍感欣慰。“以前，大型的基金会从来不会向民间组织提供资金。”公益服务实现政府购买，这是她刚刚走上这条路时想也不敢想的事。那时，这位耄耋老人还是一头浓密的黑发。

　　“我关注妇女问题，是从研究青春期少女开始的。”1984年，王行娟应广东人民出版社邀请，与老战友楼静波给青春期少女写了一本书———《少女必读》。那时市场上几乎没有女性专门读物，此书一经出版受到热烈欢迎，广州的一些新华书店甚至要排队购买。次年，《婚姻与家庭》杂志创刊，王行娟担任副主编。这段经历，将她的注意力引导到关注中国妇女的命运上来。

　　1988年，13个省市进行优化劳动组合试点，“下岗女工”这个词频频出现。除了女工下岗问题之外，当时妇女参政的问题也受到诸多重视，差额选举实施之后，被“差”掉的往往是女性。

　　有人找到《婚姻与家庭》杂志社。“她们问我：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我无法回答。”那一年，王行娟退休，她觉得自己有时间也有兴趣为女性做些事情。

　　谢丽华、谭深、刘伯红……当时关注妇女命运的一批业界精英被王行娟请到家中，共同探讨筹建一个民间妇女研究组织的可能性。“会开了一整天，中午我招待大家吃炸酱面。成立国内第一家民间妇女组织的想法脱颖而出，大家亲切地称呼那次会议为炸酱面会议。”

　　同年10月，妇女研究所成立，挂靠在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下。作为一个民间组织，以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二级机构的身份开展活动，有独立的账号，进行了非营利性事业单位的注册。妇女研究所，便是“红枫”的前身。

　　成立第一条妇女热线

　　有了可供施展拳脚的地方，王行娟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筹集资金。经一位美国朋友介绍，妇女研究所从福特基金会申请到1万美元。虽然研究所当时已深入全国十几个地市调查研究当时妇女的生活现状以及她们所面临的问题，发布的研究结果却没能引起足够重视。

　　“福特基金会的项目官员非常直接地告诉我，单纯的只作研究，对于身处困境的中国妇女于事无补。”王行娟说，这句话让她陷入了深思：在社会大环境以及自身能力受到限制的前提下，自己究竟能够为弱势女性群体做些什么？

　　“我们是民间组织，没有钱，不可能给失业妇女找工作，也不可能提供维持她们生活的物质资源，但是我们可以唤起她的主体意识，帮助她们从思想上自力更生。”经过长期的思考以及参考国外案例，王行娟决定开通中国第一条妇女咨询热线，“一间屋子，一部电话，动员一批有志于服务妇女的志愿者，用最小的投入，可以收到最大的服务效果。”

　　王行娟告诉记者，那时许多人并不看好妇女研究所的咨询热线，认为受社会风俗以及经济条件影响，不会有那么多妇女愿意拨打。但事实恰恰相反，热线从1992年9月2日开通后就一直响个不停，来自北大、北师大心理系的50名志愿者整日忙个不停。一时间，中国第一条妇女热线名声大噪。

　　2004年3月8日，反家庭暴力热线开通，为受虐妇女开展电话和电话以外的社会服务。这些电话，对于缓解妇女的心理压力，提升她们的自信，促进她们的成长，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王行娟说：“在助人的过程中，我获得了成就感和幸福感。这是我为什么坚持这个事业26年的原因。”

　　第一个“农村女童性侵犯预防教育”

　　看到调皮捣蛋、甚至有暴力倾向的孩子变得孝顺懂事，是最让王行娟感到幸福的时刻。最近几年，她创造了针对农民工家庭的“每日家教三个10分钟”模型，包括爱的交流10分钟、学习做人10分钟、学习知识10分钟。该模型在北京多所农民工子弟小学推广，并且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王行娟对性侵幼女的关注，始于2010年。有一次，她看到一则新闻，一名农村女童被成年男子性侵，下体血肉模糊。她在感到非常难过和痛心的同时暗下决心，“要做预防性侵幼女的项目。”王行娟说，虽然当时这类事件的社会关注度还不高，但她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农村女童性侵犯预防教育”项目随即创立，并在质疑和误解中坚持至今，它带给女童们的不仅是预防性侵的知识，更是尊重、健康、安全与关怀。

　　2013年，性侵幼女事件频发，王行娟以83岁高龄亲自推动在校学生预防性侵害公益培训，撰文呼吁构筑保护女童的家庭、学校和社区三道防线。“红枫”除了在北京和河北多所学校进行培训，还到社区去讲解相关知识。“我想把这个模式推广到更多的地方去。”王行娟说，努力带来了转变，但这些与全国农村女童普遍性教育淡薄的现状相比，仍然是杯水车薪。

　　同样让王行娟感到力不从心的，是“红枫”的身份问题。1996年，妇女研究所不得不与挂靠的中国管理科学院脱钩，在那个民间组织还处在稚嫩期的年代，她们的存在一度受到官方的质疑。在重压下，王行娟只好将“红枫”注册为企业。

　　时至今日，正式注册为社会团体的申请已经递交了无数次，可“红枫”的身份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均未获批。即便如此，王行娟从未想过放弃，以一己之力帮助脆弱无助的生命，是这位耄耋老人矢志不渝的人生信条。

　　“所有以人为对象的社会工作，都应该是用生命去影响生命，用自己的爱、关怀与理解，去触摸感应对方的心灵。我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女性，没有力量帮助妇女解决物质方面的困难。但我从自己切身的经历中感到，当一个人陷入绝望境地时，如果有人伸出一只手，在困境中的人就会重新燃起希望。”王行娟说，她愿意做这样一个人：“向需要的人伸出我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