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秘书说，对于对外发布的讲话稿等，高层领导都很重视，都要自己圈改，有的领导还习惯自己动笔。

　　习惯自己动笔的领导人不在少数。李瑞环在《务实求理》一书中就提到，他所有讲话、文章，都是他本人亲自动手。

　　许耀桐说，与国家高层领导相比，不少地方领导特别是县市级领导有“秘书依赖症”，以讲话稿为例，多由秘书代笔。

　　秦皇岛教育学院调研员王霄曾在秦皇岛市委工作多年，当过秘书、市委副秘书长。他撰文回忆，过去对领导讲话有很多讽刺，如念错字，念错稿，把括号内的话念了出来（如“接下页”）。领导秘书不但要给领导写讲话稿，还要写主持词，主持词中，哪个地方要停顿一下，哪个地方要加重语气，哪个地方要鼓掌，都要注明。

　　《驻京办主任》、《市长秘书》作者王晓方也是秘书出身，曾是沈阳“慕马”案中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的秘书。他回忆称，“服务的领导主管什么，我就得研究什么。参与主笔过城市建设、商业管理、财政金融、招商引资、工业农业等方方面面的重大决策。我每年都要写上百万字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纳入政府决策的，多么急难险重的材料我都写过。这是一种非常艰辛的创造”。

　　上述现象，早已引起高层重视。2010年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习近平在讲话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把改进文风作为一项工作要求，带头讲短话、讲实话、讲新话”，“这里很重要的是自己要亲自参与重要文稿的起草”。

　　去年1月，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纪委委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给委员们布置了一项作业：结合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在下午开会之前亲自完成一篇一千字以内的学习党章体会。

　　王岐山强调，“没有早布置这个作业，就是担心布置早了，有些人会让秘书代写”。

　　“河北第一秘”可左右官员升迁

　　吴官正秘书收四扎筷子挨狠批；相比较，一些地方领导的秘书有恃无恐，成为“权力掮客”、“贪腐掮客”。

　　前述国家某部委领导秘书对新京报记者说，高层领导秘书的能量远没有外界所说的那么大。“我们不可能代替领导做决定。比如有人来京拜访领导，我们都是先汇报，见还是不见，都是领导自己决定。如果该见的没见到，不该见的反被我们引见了，那么就会给领导留下不好的印象，时间长了就是拿自己的仕途冒险”。

　　中纪委原书记吴官正退休后曾发表《闲来笔潭》一书。书中有吴官正爱人写的一篇文章，透露了吴官正狠批秘书的一件小事。

　　吴官正在江西工作时，到筷子厂视察，临走时，厂里拿了四扎筷子（一扎十双）给秘书，秘书实在推辞不了，把筷子放进包里。不料被站在远处的吴官正看见了，“你拿了什么东西？赶快送回去。”秘书挨了一顿狠批。

　　对于秘书的操守，1986年的“规定”要求，“秘书工作人员协助领导同志处理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公道正派。秘书工作人员不得违背组织原则插手人事问题。要维护领导机关之间和领导同志之间的团结，不得传播、泄露领导同志讨论工作过程中的各种意见和尚未正式作出决定的问题”。

　　但与国家高层领导对秘书的严格要求相比，一些地方领导的秘书不仅表现得有所依仗、有恃无恐，甚至成为“权力掮客”、“贪腐掮客”。

　　最典型的是“河北第一秘”李真。《半月谈》曾撰文指出，李真可“分享”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决策权，有能力左右河北省官员的升迁，甚至涉及省级干部的升迁。有位老干部揭露，李真在位时，让谁当厅级干部，写个条子就能解决；让谁当处长，打个电话就行。

　　不少落马秘书都是“贪腐掮客”。如淮南市原市委书记陈世礼，据中安在线报道，其秘书王传东多次安排他人与陈世礼见面，为他人在工程承包、产品推销、企业并购、项目规划、招商引资等方面提供便利，自己从中获得好处，先后七次非法收受他人人民币46.8万元、美元0.2万元、购物卡2.4万元。

　　还有成克杰的秘书周宁邦。央视《新闻调查》曾披露，当年，成克杰和李平的不正当关系被成克杰的爱人发觉后，周宁邦安排二人在自己的车里密谈，商量各自离婚后再结婚的问题。周宁邦还为李平出谋划策，“现在结婚不现实，没有什么经济基础，不如趁成克杰在位时赚些钱，为将来的生活打好基础。”

　　为个人谋取私利的秘书更不在少数。新华网的报道指出，深圳市原副市长王炬，他将两个原秘书蔡建辉和张焱分别安排到了深圳市规划国土局规划处处长、深圳市政府办公厅正处级干部岗位。以他为靠山，二人为开发商审批“排除障碍”，收取“关照费”。

　　还有王宝森秘书闫振利，《领导科学》的文章指出，他曾以私人名义从北京市海淀区财政局拿走20万元的支票，说“到时候由市财政局还”。

　　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秘书、司机等“身边人”在近几年的反腐斗争中逐渐暴露出来。“落马官员”走向贪污腐败之路，往往离不开“身边人”的影子。

　　对此，刑法曾专门进行修改：将受贿罪的适用范围从现职国家工作人员扩大到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及与其关系密切的人。

　　官员与秘书常前后脚落马

　　不少领导将提拔秘书作为对其服务多年的奖励，而提拔过程则采用“空降”，规避组织审核、监督程序。

　　近年来，官员与其秘书前后脚落马的例子也时常见诸报端。比如陈希同秘书陈健、王宝森秘书闫振利、陈良宇秘书秦裕、谷俊山秘书乔希君、刘铁男秘书王勇等。

　　持续多年接连发生的高官秘书贪腐案件，引发了对“秘书腐败”的关注。不少学者撰文指出秘书成为“升迁捷径”等乱象，不少领导将提拔秘书作为对其服务多年的奖励，而提拔过程则采用“空降”，规避组织审核、监督程序。

　　“上海第一秘”秦裕就是“空降”，2006年7月6日“空降”到上海市宝山区，任区委副书记，7月25日正式就任该区区长。但正式上任后就被调查、免职，被称为“一个月区长”。

　　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四川省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永祥，也是“空降”。2010年10月，冀文林从国土资源部办公厅主任岗位，“空降”海口，任市委副书记、副市长（正厅级），2013年1月升任海南省副省长，时年仅46岁，而十年前，他还只是一名正处级秘书。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郭永祥曾担任胜利油田党委办公室秘书。2000年1月，他也是从国土资源部办公厅主任，“空降”四川，任省委副秘书长（正厅级），2002年12月就升至四川省委常委、秘书长，其后当任四川省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要职。

　　对此，许耀桐表示，与其他岗位相比，秘书岗位接触面广，很能锻炼干部。因此不少秘书出身的官员，转型后都在所在岗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认为，不能独立地看待、分析秘书腐败现象。“一些领导秘书腐败，一方面在于领导，比如领导个人违纪违法，放任秘书的行为；一方面在于秘书个人，蒙蔽领导，拉大旗作虎皮。事实上，还有很多领导对秘书严加要求，还有大量秘书出身的优秀领导干部存在。”

　　据统计，秘书出身的现任高层领导干部有山东常务副省长孙伟（曾任吴邦国秘书）；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丘小雄（曾任温家宝秘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曾任朱镕基秘书）等。

　　国家体育总局原局长伍绍祖就曾当过国家副主席王震的秘书。他撰文回忆说，“虽然在这个岗位（王震秘书）的时间不长，只有三年零两个月，但受到的锻炼却不少。王震同志是我的第二位社会老师，也是政治老师。1975年，张爱萍同志回到国防科委工作，王老把我推荐给他，还亲自写了一封信，说让我去了以后不要当大官，要从最低的职务干起”。

　　许耀桐强调，早些年秘书腐败不在少数，但十八大后反腐力度超过以往，但秘书群体并非腐败多发、高发群体，“究其根源，秘书腐败的本质问题还是对领导干部的权力如何约束，秘书的所有权力都来自于领导。随着我国反腐力度的加大、反腐的制度化建设，秘书腐败现象也会淡化，得到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