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民间请客一般由主人点菜不同，官场上的主位者往往不会亲自点菜。“负责接待的办公室主任通常会在领导来之前把菜点好，等主客到达之时凉菜必须上好，绝不能让桌子空着，这是大忌。”

　　这位副秘书长是北方人，他说以单位名义宴请客人有一定规矩：一般副主陪在主陪的对面，1号客人在主陪的右手，2号客人在主陪的左手，其他可以随意。但有些地方经常会让客人坐在主陪的位置上，而副主陪的位置坐了一名司机，“大概他们觉得，这个位置是上菜的地方，一点都不重要”。

　　“禁令之年”的吃喝尺度

　　2014年3月，国家统计局财务司司长张仲梁曾在一次讲座上笑称，自己开会、处理各种文字的时间大幅缩短，“是八项规定把公务员们从文山会海中，从酒桌上解放了出来。”

　　前文提到，根据张仲梁的调查，2012年各级干部有很长的时间花在吃饭上，而到了八项规定出台的2013年，数字出现了急剧下降：中央政府司局级干部平均每周饭局只有0.2次、省政府司局级0.5次、市长10.2次、县长12.2次。

　　官场上因此流行起这么一种说法：“没想到八项规定的力度这么大，范围这么广，影响这么深，效果这么好。”

　　廉政瞭望曾以西部某县为样本调查官场“吃喝尺度”的变化。该县工业较发达，人口50多万，2012年GDP约为150亿元。

　　该县财政局副局长表示，八项规定出台已有一年多，三公经费大大减少，2013年省下了1400多万元。在这1400万元中，“饭桌”上用的钱大幅减少。全县2013年前10个月，共接待中央、省市客人70余批，2100余人次，接待费用同比减少30%。一名公务员的公务接待费用预算，本来是一年一万元，在2013年压缩至9000元。

　　该县县委书记带着方便面下乡人尽皆知，还一度登上过省级媒体。据一名纪委干部回忆，有一次来了上级领导，要留人进餐馆吃饭被婉拒，“你们县米粉有特色，最出名，要不然我们就一人来一碗米粉如何？”

　　官场的吃喝接待少了，官员们也自由闲适了不少。国土局一名工作人员说，“以前自己搞接待，一个星期要参加四五次饭局，现在一个月都吃不到两次，‘三高’也降下来了。”县里的普通民众看到了往日见不到的景象：周一至周五的傍晚，各部门官员甚至有县领导，在河边陪着老婆孩子散步闲逛。

　　张仲梁的调查也显示，2013年，官员工作节奏明显改变：逐渐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招待和饭局减半，在家时间平均增加了30分钟。

　　公款吃喝少了，餐饮业的收入也随之下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前两个月，高档餐饮酒店等“限额以上企业”餐饮收入增长仅为8.4%，同比下降3.3%；商务部的抽样调查也显示，北京、上海、宁波高档餐饮企业的营业额，分别大体下降了35%、20%、25%。

　　数字是否能反映官场饭局得到了有效遏制呢？答案或许不能让人乐观。据廉政瞭望报道，中部地区一名县委秘书长王安东表示，“虽然各地纷纷出台针对大吃大喝的禁令，但有时候又不得不吃，我们只能转战第二、第三战场。”

　　相对于高档星级餐厅，“二三线战场”更为隐秘。“吃得最多的是单位食堂，当然也有一些具有政府背景的酒店，最有印象的一次，是在反贪局的审查点吃的，那里的厨师是从五星级酒店请来的，手艺不错。”

　　除了单位食堂，不少地方都被开辟为“二三线战场”：

　　2013年1月新京报报道，甘肃、福建、河北、河南、内蒙古、四川等10余家省级驻京办餐厅，至少3日内餐厅的包间和宴会厅都已预订一空，“主要都是国企和政府部门的公务接待和年会”。

　　2013年4月，有媒体暗访了北京几处分别位于公园、古寺和胡同里的就餐场所，发现这里就餐价格高，并有公车的身影。一名服务员表示，他们接待的领导很多。

　　看来，想要遏制公款吃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新京报新媒体编辑 郭彦博　参考资料：新华网、新京报、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廉政瞭望、环球人物、中国新闻周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