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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万祺回忆澳门往事 向中央建议澳门一定要驻军
1987年4月13日,中萄澳门问题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后,马万祺(中)和崔德祺(右,系崔世安叔父)接受记者采访
在北京贵宾楼,记者见到了这位精神矍铄、温和儒雅的“澳门老人”。意外的是,老人的国语比记者想象的要流利,尽管采访过程中仍不免有个别词语听不太清楚,但每遇这种情况,老人便会认真地取出笔来将记者听不懂的话写在纸上。尽管已步入耄耋高龄,老人的思路依然很清晰,他向记者讲起了他的澳门往事……
从香港到澳门
1919年12月12日,我出生在广东省南海县南岸村。父亲40岁才生我,在为我取名时他想到,乱世中的人们渴望有一个和平环境,使百姓能休养生息,恢复经济,国泰民安,而《诗经?大雅?行苇》有“寿考维祺”句,《荀子》有“俨然壮然祺然”句,父亲就给我起乳名“阿祺”好了,学名为“万祺”。
我满月后,母亲却因患了乳疮不能哺乳。因为没有奶吃,我肠胃不适应稀粥米糊这类食品,身体并不强壮。母亲十分疼爱我,经过多位朋友介绍请奶妈喂奶,直到我会行走了才离开奶妈。对于这位奶妈的哺乳之恩,我长大成年之后没有忘记,经常接济她家人的生活,并帮助她至终老。
5岁半那年,我便入学接受启蒙教育。在学社里我年纪最小,可每当老师叫背书我都能背出来,很受老师的喜爱。在学社里学《三字经》、《四书》这些古文,我打下了一定的中文基础。7岁时,我进入本村“民众学校”读小学二年级。在这所新学校里,我学会了珠算和算术,还接触到了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爱国思想,我最先学会唱的一支歌是《打倒列强》。
1929年夏,我读完初小3年后便考入南海中学附属高级小学五年级。1931年秋,我考入南海中学。南海中学一向以教书育人的优秀成绩而蜚声南粤。我入学的第一堂课便是由老师带领新同学去校展览室参观校史。
开学不到20天,“九·一八”事变爆发,整个中国都笼罩在浓重的民族危机与救亡咆哮中,南海中学的全体师生也组织了游行示威,抑不住心头怒火,我也加入到示威游行的行列。站在广州市西门口和河南同福路的商店门口的椅子上,因激动而小脸涨红的我向路过的行人大声演讲。我还随南海中学宣传队,沿着广三铁路向佛山、三水进发,每到一地就向当地的老百姓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我后来曾8次回过母校,到校园里这里走走,那里瞧瞧,对母校有份深厚的感情。我曾对南海中学负责人说,要抓好德才教育,提倡新式教育方式,要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华民族重教育的优良传统不能变,特别是爱国主义精神不能变。
1934年是我最不幸的一年,也是我一生事业追求发生突然转变的一年。这一年8月,父亲突发脑溢血而辞世。当时,我刚参加初二结业式,正怀抱将来进入大学继续深造,为振兴中华发挥更大作用的雄心壮志。南岸马氏家族的马合成堂的全部财政经营一向由父亲负责。现在父亲突然病故,几位叔伯都认为我为人忠厚肯干,希望我继承父业管理马合成堂的财产物业。而我认为自己年纪尚小,缺乏经商和管理物业财政经验,恐怕不能胜任。如果继续升学直到大学毕业,将要花费8年时光。于是,我选择去广州公民学校上学——学校以教古典文学为主,也教授珠算会计等,是一所培养商业人才的学校。后来,我还跟随其他学校的几位国文老师学习赋诗填词。
1936年底,我开始真正涉足商场。我为人随和,商运通顺,在大是大非面前泾渭分明,坚持原则。
1938年,中国抗日战场先后取得了平型关、台儿庄等战役的胜利,这些消息鼓舞着我,于是我便与一些朋友相约去延安参加抗大。他们到了约定起程的时间却不见联络人员来时,才知道韶关的联络站被敌人破坏了,就没有实现赴延安的愿望。
这一年广州沦陷时,我经营的信兴、信栈、升平、升昌、永和兴等粮食、土产批发商行被日军炸毁烧光。这时,我并没有悲观消极,我知道红军长征的伟绩,寄予厚望。我在广州沦陷后避居香港,成立泰生行和永裕昌行。1941年12月,日寇铁蹄踏进香港,我创下的一点基业被日寇掠夺,所幸的是,我因处理商务滞留澳门,免遭战祸。
香港沦陷后,我又移居澳门。从此,我再也没有离开过澳门。到澳门后,我开始在这里拓展事业,先后在澳门组建了恒丰裕行、和生行、大丰银号等公司。就在事业日渐兴盛之时,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作为中国人在澳门这块自己的土地上并不是真正的主人。1948年,我加入了澳门最大的民间组织中华总商会。在澳门回归以前,总商会一度是澳门各界人士从殖民统治者手中争取权益的代言人。作为中华总商会的负责人之一,在维护澳门工商界正当权益的时候,我总是站在最前面。
我第一次到北京参加国庆庆祝活动,是在1954年。那是共和国成立5周年,我以港澳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在天安门观礼台观看盛大游行,晚上还同10多万群众一起,在天安门广场跳舞观烟花。我长期不能释怀的是,澳门当时还没有回到祖国的怀抱。
编辑:付鹏
关键词:马万祺 澳门 朱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