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见的手不能成为闲不住的手”

　　本报记者 汪俞佳

　　如何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完善现代市场体系？23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第二专题组上，常委、委员们围绕这一主题积极发言，建言献策。

　　“目前我国专业服务业发展主要存在法制环境不够完善、政策环境不理想和监管环境比较复杂三方面问题。”胡四一常委第一个拿起话筒发言。专业服务业是指以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在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税务、管理咨询、建筑设计等领域为委托人提供法定服务和定制化服务的总称。胡四一建议，将专业服务业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加快行业协会与政府行政机关“脱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要做到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主动向协会‘赋权’，这样能有效解决多头监管问题。”

　　“行业协会可以适当、有序地承担部分政府职能转移。”谈到行业协会，陈章良常委立即打开话匣子。通过多次调研，陈章良发现，目前在发达国家，政府向社会团体转移职能已成为普遍现象，我国香港同样如此，比如一名工程师的专业资格是由香港工程师学会来认证，而不是政府。“一些职业资格认证、科研评估等都可以交给行业协会，政府没必要大包大揽。”

　　不过，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是一个问题，如何承接又是另一个问题。陈章良认为，在政府职能转移给行业协会时，行业协会自身的管理能力也要相应提高，应进一步完善行业协会自身建设。

　　如何建设有限政府、有为政府和法治政府？在王全书委员看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一定不要成为闲不住的手。“行政审批权力需要再‘瘦身’，甚至‘割肉’，该取消的严格取消，该调整的调整，该下放的下放，不要明放暗收，坚决管好政府这只闲不住的手。”

　　“放权不是撒手不管，而是提出更高的要求。”王全书认为，政府应重点做好正确引导、激励机制、提供市场信息、科学制定发展规划等服务职能，有助于提高政府的决策力、执行力、协调力和服务力，形成高效市场和高效政府的“双高”格局。

　　政府应成为科技创新的引领者

　　本报记者 吕巍

　　谈及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问题，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的很多常委和委员都不忘强调中小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作用，但更多与会者选择对政府应在推动中小企业成为创新主体过程中应担负的责任发表自己的看法。“虽然政府不是创新的直接参与者，但其在创新体系建设中的作用举足轻重。政府的作用发挥得不好，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就得不到激发，产学研一体化和全民创新也就无从谈起。”陈绍军常委开宗明义。

　　在刘继贤常委看来，搞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政府需要做的工作很多，体制、机制和法制建设是其中最重要的三个方面。“政府需在体制建设中起主导作用，制定前瞻性的发展战略，对创新体系进行结构、信息等方面的调控，同时发挥导向、协调、引进等方面的机制作用，充分调动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甚至是中介的创新积极性，形成双边、多边的创新合作，并加大创新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创新成果的评价和转化等方面的法制建设。”

　　“除此之外，政府还应引导良好的创新氛围，引导社会资源向科技创新企业倾斜，并科学统筹各种创新资源，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准入机制，通过知识产权保护、财税政策支持等手段‘刺激’中小企业，让他们爆发出更强劲的创新动力和活力。”张来斌常委表示。

　　张震宇常委指出，目前政府在创新政策协调、科技服务供给、基础研究领域投入等方面的不足，“政府应加强顶层设计，改革科技行政管理体制，避免‘政出多门’，同时一定要在推动中小企业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方面下大功夫，为中小企业这一创新主体服好务，使他们能够真正把精力集中在科技创新上。”

　　作为企业界人士，王小兰委员深知科教体制改革在推进过程中会和其他改革一样遇到很多困难。“任何改革都需要伴随着一场思想解放，都需要打破不自觉形成的认识依赖和路径依赖，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需要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角度上理解今天的改革、设计今天的改革、参与今天的改革，否则再好的改革设计也没有执行的基础。”王小兰说。

　　对少数民族八省区政策倾斜要更多些

　　本报记者 司晋丽

　　“记得西部大开发刚开始时，有企业不乐意往西部去，说‘我在东部地区投一块钱产出五块钱，到西部投五块钱才产一块钱，我凭什么要去？’这个矛盾大家怎么看？”在23日的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杜鹰委员一句话就把大家的思绪带回14年前。

　　“民族问题不仅是经济和民生问题，还是关乎边疆稳定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问题。”杜鹰说。

　　我国少数民族八省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五大少数民族自治区和少数民族分布集中的贵州、云南和青海三省。这些地区GDP占全国的10%左右，国土面积占全国58%左右，人口占14%。杜鹰在多次调研中发现，这些区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地区。虽然这些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收入增长速度都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在全国的绝对差距还在扩大。

　　杜鹰表示，这些地区在产业布局方面存在着产业结构失衡、产业发展层次低和资源配置效率低突出问题。八省区总的资源性产品占工业销售额平均比重68.6%，比全国高出24.6%，导致区域经济结构单一，抗风险能力低。高新技术产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只有1%，虽然集中了我国大量农业资源，但由于西部物流费用比全国高，资源优势也因此而“部分抵消”了。

　　“企业把小麻袋留下，大麻袋扛走，有的甚至把大小麻袋都扛走了。”这是杜鹰在民族地区调研时现场听到的一句话。他结合此现象表示，民族八省区的资源优势并没有很好地转化为经济优势，原因在于体制机制。例如，在资源开发的利益分配上，当地资源大部分都是央企在开发，而这些企业很多都没有在当地注册子公司，缴税时回到总部所在的省市。

　　“针对民族地区产业现状，应从大局出发，在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作用的同时发挥好政府作用，支持他们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民族地区特点的新路子。”杜鹰呼吁国家对少数民族八省区做些更多更具体的政策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