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来

　　“一切从头来”

　　对于自己曾经遭受的刑讯逼供，他说一定要追究下去。“我一定要找到这些人”。

　　从监狱出来后，相关部门找到杨明说要给他恢复在火电厂的工作。但他没心思考虑这些，他和母亲暂时住到了贵阳的亲戚家。

　　他参加了两次小范围的同学聚会，他尽量不去聊收入、房子这些话题。“同学们也怕我尴尬，都不提这个。”杨明说，大家都只谈孩子、老人。可他还是明显感到了落差。同学们都有自己的车，有的还是奔驰、宝马。“坐在车里真舒服啊，”他感叹，随即又开始失落。“我不是嫉妒，但想想自己啥都没有，越想越凄凉。”

　　同学特意载着他在贵阳市区转了一圈，高楼间一条条繁华的商业街，让他不住感叹，“发展太快了，和上学那会儿完全不一样了。”

　　同学邀请他去家里坐坐，他客气地婉拒了。同学们都在市区有房子，有的不止一套房了。他忍不住想起自己的家。那座四层的小楼，在他入狱后，不得不卖出去一半，维持给他申诉的花费。房子年久失修，屋子潮湿发霉。

　　入狱后，他在三层的卧室摆设还保持着原样，家具都是20多年前结婚时置办的。只有过年时，母亲周德英会把家人召集到这间屋子，一起坐着，看电视里的春晚。老人认为这是对身处监狱的儿子的一种怀念。

　　回来后他发现很多东西都是以前没见过的，比如电梯。他搞不清楚怎么按楼层数字，经常坐错。他看到女儿上网，感到很稀奇，“这个看着挺好，我要学。”

　　女儿帮他注册了微信，他在介绍里写道：“一切从头来”。

　　对于申请国家赔偿，他没有什么想法。“你说赔多少能换回我20年里失去的？”

　　具体的打算呢？他说不清楚，51岁了，做什么都晚了，身体也早不如前，他感到迷茫。

　　“在里面待太久了，先出去转转吧。”他很想去北京、上海和香港。那里曾是他梦想生活的地方。8月27日，他去社区警务点提交了办理身份证的申请。他说等办好了身份证，就动身。

　　一个人静下来，他总是想监狱里的事。恨自己的20年就这样没有了。

　　对于自己曾经遭受的刑讯逼供，他说一定要追究下去。

　　“我一定要找到这些人”。

　　想了一会儿，他说，我要从长计议。

　　□新京报记者 范春旭 贵州贵阳、黔东南州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