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犯错，孩子承担

　　“这是医院给我开的医学出生证明。”李雪从这堆纸片儿中抽出一张，用手指着说。

　　因为家里困难，白秀玲和丈夫并不想要这个孩子，“李雪的到来是个意外。”

　　可是，当白秀玲发现怀上李雪时，已经两个多月。当时因为削土豆，刀掉到白秀玲大腿上，扎了一个大口子，伤口迟迟不能愈合。医生告诉她，这样不能流产，会有生命危险。

　　两口子都是残疾人，认为自己符合生育二孩的条件。而事实上，1991年开始实施的《北京市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可以生育二孩的九种情况中并不包括残疾人。

　　“但是后面还有一句话呢。”李雪指着条文说。在泛黄的纸上写着，“有其他特殊情况要求再生育一个子女的，需经市计划生育委员会批准。”

　　当然，在李雪出生前，他们并没有得到北京市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批准。事后的事情证明，相关计生部门也并不认可。但在此后的22年中，白秀玲夫妻俩一直坚持自己属于“其他特殊情况”。

　　就这样，1993年8月11日，李雪在天坛医院出生。此时，她的姐姐李彬已经8岁。

　　那时，距离计划生育被确立为基本国策已有11年。为了控制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

　　而在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的两年前，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信中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在此后的35年，中国多数城市地区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北京也不例外。

　　上世纪90年代的北京，工厂、机关的围墙上，到处刷写着“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的巨大标语。计划生育力度正不断加大，各地对超生严防严控。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已经被推广到全国，覆盖公权力机构和各大企事业单位。

　　“超生二孩”李雪的到来，对于白秀玲所在单位——永外街道的三产企业永明釉料厂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事故。当年8月25日，还在哺乳期的白秀玲就接到了工厂寄送的“职工开除(除名)公职审批表”。

　　李雪出生的第5天，父亲李鸿玉拿着出生证明到永外派出所上户口，被拒绝了。“你们超生了，回家等着吧。”4个月后，街道计生办主任来到他家，放下一纸“处罚决定书”，对夫妇俩征收超计划生育二孩的社会抚育费5000元。

　　李鸿玉当时是北京皮毛三厂的工人，一直停岗在家，一个月收入不到150元。白秀玲的被开除，将这个家庭迅速推入贫困的境地。可是，他们被告知，不缴纳这5000元，计生部门就不给开证明，连带着孩子就上不了户口。

　　要给孩子上户口，需要缴纳社会抚养费吗？从1958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户口登记；第七条规定：婴儿出生后一个月以内，由户主、亲属、抚养人或者邻居向婴儿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出生登记。也就是说，对出生的中国公民予以登记，无附加条件。

　　甚至早在李雪出生的5年前，1988年，公安部、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就联合下文，禁止将计生证明、超生罚款与户口登记捆绑。

　　但各地为了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普遍采取了将计生与上户口等权益捆绑的“土政策”。“上户口虽然不需要缴纳社会抚养费，但不挂钩，如何约束超生呢？” 山东省一位不愿具名的计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是特定时期的无奈之举。”

　　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全国至少有20个省(市、自治区)有明确的规定或案例，上户口必须出示计划生育相关证明，其中北京、上海、辽宁、四川、河南、湖北等6个省市在省级户籍制度上明文规定，将计生与户籍挂钩。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万海远于2014年完成的“黑户”调查报告也显示，由于多年来“新生儿落户”与“超生罚款”捆绑成为通行的政策，大量家庭没有及时到派出所办理落户手续。“这在客观上带来780万新生儿没有户口，并成为‘黑户’产生的源头。”

　　“我超生犯错，可是为什么要让孩子承担呢？”白秀玲无法理解这个逻辑。更何况5000元对于当时这个穷困家庭而言，是3年不吃不喝的总和，“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