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就是起诉、上诉

　　上访要不来户口，李鸿玉一家四口从1998年开始去法院起诉。

　　先告永外街道办事处计生办，再告永外派出所，然后是崇文区计生办，最后是崇文公安分局。先李鸿玉告，又以白秀玲的身份告，再以李雪的名义告。

　　李鸿玉还让两个女儿都自学法律。李雪还小时，由李彬写诉状；后来李彬在肯德基打工，又做了一份兼职，忙不过来，李雪便开始自己写诉状。

　　结果通常都是：一审，败诉；上诉，败诉；申诉，败诉。申请抗诉，驳回；申请再审，驳回。

　　16年间，除了诉讼的主体不同，官司的结果全都一样。每当接到败诉的消息，李鸿玉就坐在破旧平房外的院子里抽烟，一声不吭。两三块钱一包的红梅，他一根一根不间断地抽，直到把一整包烟抽完。

　　这时候，李雪总会走过去说：“爸，您别抽了，对肺不好。”

　　李鸿玉从嘴里吐出灰白色烟圈的同时不住地咳嗽。支气管感染的李鸿玉看着女儿，却不知该说什么。

　　李鸿玉总认为是自己的诉状没写好才输了官司。这时候，他就会训斥女儿，让她们好好看书，学习法律知识。“至少你得让他们挑不出毛病来。”

　　李鸿玉每天琢磨着李雪的事儿，有时候睡到半夜突然想起诉状要写的内容，他就赶紧把李雪叫起来，害怕没记下来，转眼就会忘了。

　　“人家的日常生活就是接送孩子上学、放学，我们家的日常生活就是起诉、上诉、找户口。”李雪说。

　　官司在一次次败诉，孩子却在一天天长大。李鸿玉夫妇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继续上访。他们跑遍了区、市、中央的公安部门、计生部门、政府信访办、法院、检察院、妇联和残联等十数个政府机关、单位和部门。

　　因为不停信访、打官司，他们一家成了“特别关照的对象”。“我们都被编了号。我爸是一号，我妈是二号，我姐是三号，我是四号。”李雪翻出一张“控制力量值班表”递给记者。

　　这张表格显示，被控制人为李鸿玉和白秀玲，2009年从10月1日到10月7日，在侯庄63号路口和民主北街93号口，每天早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各有3名民警值班。

　　“只要家里有人出门，外面就有人拿着对讲机喊，一号出去了；三号、四号出去了。”李雪说。

　　2004年，当时的崇文区计生办称，只要李鸿玉在一个月内补齐剩下的4950元罚款，李家就可以拿着收据去派出所上户口。但是李鸿玉拒绝了。“那孩子这些年的损失，谁来承担？我们受了这么多罪，不服这口气。”

　　多年的艰难，让李家为之付出太多。面对这难得的机会，李鸿玉的决定让很多人难以理解。

　　“这是一对不负责任的父母造成的。” 时任永外街道办事处宣传部长的韩光堃在2011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称，当初公安部门确实是难为了他们，但是后来政府确实想帮他们，他却不接受，“提一些不可能的事”。比如补偿孩子没受教育的赔偿、请家教什么的。

　　按理说，李雪可以赶上人口普查“大赦”。因为每一次人口普查，国务院普查办都会下发通知，要求“对其中未申报户口的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出生人口，要准予登记，不得将登记情况作为行政管理和处罚的依据”。

　　“国务院普查办是这么规定，但大多数基层政府不会这样做，如果这样做的话，等于计划生育政策就没有了，计划生育这方面还是要求交罚款。”著名人口学专家、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梁中堂曾公开表示。不少父母怕被“秋后算账”，依然不敢给孩子进行“户口登记”。只有福建省于2008年明确规定了超生婴儿无条件登记，到2010年5月，该省为历年累计下来的近50万“黑户”人口登记了户口。

　　北京市执行的则是放宽条件的登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北京市对经济困难的超生户进行照顾，可以先交一半的抚养费，剩下的分期缴纳。

　　而与政府的对立，又使李雪丧失了这两次户口登记“大赦”的机会。

　　2000年的那次人口普查，白秀玲依稀记得，有一个女普查员拿着几张表到家里，把李雪也登记了。但问到户口的事，女普查员说了一句“办户口找派出所去”，就走了。

　　等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祈盼“普查”的李鸿玉却没等来人口普查员。他就自己到居委会填了张表格，但居委会交没交上去，李鸿玉也不知道。

　　普查没能为李雪带来户口，普查也无法解决“黑户”这个问题。因为，每一次普查，“大赦”一批超生“黑户”；普查过后，又有一批超生“黑户”出生，等着下一次“大赦”。政策在政策之间的冲突中，陷入无解的死循环。

　　“黑户问题的根源在于户籍制度的附加功能，”万海远说，只有让户籍登记与计生罚款分离，“黑户”问题才会失去生存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