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户口，法院不让进

　　“她连疫苗都没打过。”回忆起往事，白秀玲的眼眶噙满泪水。按照国家规定，婴儿都要免费接种疫苗，但只有在卫生部门登记了新生儿住址的才能接到疫苗通知，可李雪连户口都没有，更不用说户口住址。

　　1995年，李鸿玉和白秀玲开始带着3岁的李雪上访。在反反复复上访了一年多后，1996年崇文区信访办曾给他们一个明确的回复：开除白秀玲，单位处理正确，不能改变；至于户口问题，需要他们写出检查直接向公安部门提出申请或给区长写信，经区领导批示给公安部门按户口管理规定办理。

　　这条模糊信息，一度让夫妇俩以为户口有望了。可是，在写了检查，寄了给区长的信后，满怀希望的他们，等来的却是“无人搭理”。

　　1998年，李雪已经到了上小学的年纪。李鸿玉央求侯庄居委会给李家附近的桃杨路三条小学写了一封信，请求照顾李雪入学。

　　可当李鸿玉拿着居委会开具的信、户口本和两本残疾证带着李雪去报名时，校方却坚决拒绝。第二年，学校还是不让李雪入学。

　　两次拒绝，让李雪从此失去了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

　　进不去学校，李雪开始自学。已经上了初中的姐姐李彬教她学拼音，学会了，她就自己看着字典学。然而，受到家庭的影响，姐姐初三毕业便辍学就业补贴家用。李雪的教育也仅维持在小学四年级的水平。

　　有一回跟着妈妈去买菜，李雪看到学生放学，在街上就哭了起来，“妈，我想上学。为什么我不能上学？”

　　看着眼泪汪汪的女儿，白秀玲只能强忍泪水，“孩子，你没户口，上不了学。”

　　上不了学的李雪，只能每天呆在家里，“没有朋友，也没有童年，相当于跟社会脱轨了似的”。姐姐李彬觉得，妹妹小时候很胆小，见到陌生人总是怯生生的，不敢跟人说话。“她也不喜欢照相，因为户口的事儿，有些自卑。”

　　这样的自卑，在万海远的“黑户”调查也得到印证。他发现，“黑户”在心理上没有认同感和存在感，心理健康程度普遍较低。“经常觉得郁闷和忧郁的比例超过34.6%和15.7%。”

　　在日常生活中，李雪处处感受到没有户口带来的不便和限制。尤其是随着户籍与越来越多的社会福利捆绑，身份实名制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这种感觉愈发强烈。

　　一切需要身份证的事情，都与这个叫“李雪”的人无关。没去过博物馆，没住过旅店，没有银行卡，没收过汇款，现在连快递都寄送不了，甚至想要去药店买盒康泰克，都被售货员拒绝。李雪用爸爸的身份证办手机号码，用妈妈的医疗本看病，用姐姐的图书证借书。只要是需要用到身份证的地方，她都没办法独立办到。

　　从李雪家走路到北京南站只有2.8公里，可是22年来，她从没出过北京。去过最远的地方是香山。

　　她没谈过恋爱，也不敢想象有一天能够像姐姐一样结婚生子。“结婚证都领不了。”一说起来，李雪就眉头紧皱。

　　更让李雪感到无奈的是，有一回她独自去法院递交材料，法院却让她出示身份证，否则就不让进，“可是我是原告，就是来诉讼户口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