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在许多人不乐观的情况下，你乐观的理由何在？

郑功成：至少包括：一是这一制度建立在责任分担、互助共济的基础之上，是由用人单位、个人和政府三方分担，即使遇到了财务危机也可以通过结构与责任分担机制的调整加以化解，要么政府多掏一点，要么雇主多掏一点，要么个人多掏一点，这个制度诞生120多年来全世界还没有听说哪个国家的法定养老保险制度破产过。

第二，我们具有人口相对年轻的优势。如德国作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起源国，其人均预期寿命早已过了80岁，我们现在还不到75岁。

第三，我们建立了社会保障战略储备基金并拥有日益雄厚的基金积累。现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资产为1万多亿元，全国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达5万多亿元，其中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近4万亿元，这笔钱及其投资收益当然可以用来弥补未来养老金支付的需要。

第四，我们还有扩大覆盖面的空间。当前参保率才80%左右，没有进来的主要是青壮年，如果真正实现了全民参保，对当前的人口抚养比会产生较大的有利影响。

第五，退休年龄还有调整的空间。如德国已从65岁退休开始向67岁延迟，我国平均退休年龄还不到54岁，伴随人均寿命延长与劳动力供求变化，表明还有调整的空间。

第六，我们有逾百万亿的国有资本和全部公有的土地资源，这样雄厚的公共物质基础，当然应当成为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支撑。

有利因素如此之多，为什么要让老百姓为这个担忧与焦虑。即使有风险，也应该是政府或者学者要做的事情。

新京报：那局部地区为何会发生这么大的缺口？

郑功成：财政部向全国人大报告的数据表明，2015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为57000多亿元，预计2016年底时累计结余将超过6万亿元，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到2016年底时将达到33712亿元。这样多的结余是真金白银放在那里，现在处于贬值状态，急切需要做的是要尽快进行有效投资。

当前局部地区出现的基金收支缺口主要是由于养老保险制度地区分割格局造成的，也是结构不合理造成的局部问题，因为全国总体结余在增长，一部分地区收不抵支，另一部分地区却是基金结余越来越巨。因此，我不赞同将局部问题看成全局问题，更不赞同以此来抓眼球而忽视背后的筹资不公、权益不公问题。局部地区出现的问题其实应当是在给政府敲警钟，如果按照现在这样的格局走下去，富的地区越富，穷的地区越穷，所以需要尽快改革，现在已经很被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