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4.博物馆的活力在于与公众接触

让人“脑洞大开”的文创产品的出现，只是博物馆与文创产业接触的开端。博物馆与文创产业的结合，还意味着博物馆行业正在走上一条转型之路：博物馆不再只是收藏与展示文物的场所，它还要为当代的文化创新提供源源不绝的灵感和素材。

博物馆的文创元素往往来自博物馆的藏品。而博物馆藏品的产权归属，也成为业内最为关注的问题。李文儒则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北京故宫180万件馆藏文物都应无条件让公众共享：“文物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关键不在乎它们放在哪里、由谁保管，而在乎谁保管得更好、如何能让更多人看到。这才是文化的本质。”

在李文儒看来，一个博物馆活力的最大体现，就在于它与社会公众的接触。“故宫博物院只是文物的管理者和保护者，任何一位观众来到，都应该让他想看就看。”

但馆藏资源要完全实现向公众开放，目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是技术问题，2011年，首次故宫藏品全面清点历时7年才宣告完成，180万件文物要全部实现数字化，不仅工作量惊人，而且不少文物、标本的数字化整理工作还有不少难点有待解决。

“直到现在，很多博物馆的高清图片还是需要购买的，价钱很贵，手续也繁琐，就连学者也做不起研究。”胡斌坦言，当前还有不少博物馆将馆藏文物视为“私有财产”，“当然，制作这些图片的成本确实很高，但博物馆的经费本身也是纳税人的钱。公众对馆藏文物进行查阅、研究、出版，只要注明版权，都不应另设门槛。”

那么，使用馆藏资源进行商业性的文创开发，又是否牵涉到产权问题？黄斌向记者介绍，目前，瑞士、台湾地区都有博物馆将数据库无偿向文创企业开放：“博物馆还鼓励使用者开发新的产品，供市民评审，获奖的产品还会予以鼓励，博物馆与文创企业共同开发、共同创收。”

“其实，博物馆的资源越是开放，它们的‘造血’能力也就越强，文创开发的空间也就越大。”黄斌认为，文物本身就是博物馆最大的本钱，而传播知识就是博物馆存在的目的，无须过分担心版权问题。“公众越了解真迹在哪里，对博物馆就越有利。同样的，文创产品也不可能脱离博物馆而存在：如果公众不了解文物藏品，文创产品本身很难被市场接受。”

今年初，中国国家博物馆继续迈出开放藏品资源的重要一步：打造“中国文博知识产权交易平台”。该平台将向全社会公开馆藏可授权文物的设计版权，通过确权和授权吸引设计师和投资人。“要实现知识共享、产权共享、收益共享的合作模式，还需要文创团体与博物馆一同进行探索。”胡小宇总结道。

记者手记

“卖萌”不是博物馆文创事业的终点

今年两会期间，“工匠精神”迅速成为走向全国的一个热词。这也是今年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新提法。李克强总理在发言中提到，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

“工匠精神”的传承离不开必要的载体。在一些国家，家族企业是传承“工匠精神”的重要主体。据统计，截至2012年为止，日本寿命超过200年的企业就超过3146家，在全球排行第一，德国也有837家，而“工匠精神”正是这些“长寿企业”存续至今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工匠精神”往往凝聚在深居博物馆库房的文物里。“故宫馆藏180万件文物，都是历代能工巧匠与艺术家创造的财富。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文儒认为，文物是看得见的物质文化遗产，背后却蕴藏着看不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物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只有从中汲取对今天有用的灵感，对之进行转化吸收与创意研发，才能发挥博物馆文创的真正功用。”

早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要实现这一点，就离不开文创产业的介入。去年3月，中国博物馆行业首个全国性法规文件《博物馆条例》更以白纸黑字的形式，为博物馆开展经营性的文创活动亮起了绿灯。

在政策“东风”的支持下，各大博物馆的文创产业发展得如火如荼。从去年《石渠宝笈》特展引发的“故宫跑”现象，到今年首都博物馆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引发的观展热潮，都在印证人们对文化需求的深层次渴望。

博物馆文创带来更深层次的思考，是博物馆的转型。传统意义上，博物馆包含收藏、研究、保护、展示、教育五大职能。人们过去将“保护”视为博物馆的天职，却很少把“创造”与博物馆联系在一起。随着观念的转变，文物蕴藏的文化资源，越来越为公众所重视。

资金不足、资源配置错位、产业链不完善、政策法规尚待完善、产权存疑……所有的问题最终无不指向博物馆定位的转型，指向文博观念的更新。值得肯定的是，近年不遗余力“卖萌”的文创产品，已经迈出了思考与探索的第一步，但这远远不是博物馆文创事业的终点。要使博物馆资源真正为全民共享，并成为激发社会文化创新的“催化剂”，博物馆的“变形计”还需要不断演绎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