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师生成为依法治校的“主人翁”

“听证会制度强调了师生在学校各项工作中的主体性地位，应当长期坚持下来。”据西南政法大学相关负责人介绍，2004年3月，学校在学生申诉复议中，首次公开举行了学生不服处分申诉的听证会。学校还专门制订《学生违纪处分听证程序暂行规定(试行)》，听取学生对学校管理的意见和建议。2014年，学校制定了学生代表列席校长办公会制度，至今已多次邀请学生代表参加，议题涉及研究生退学、研究生支教团、学生违纪处分等相关事宜，有效地建立起学生与校方的沟通交流平台。

类似的制度建设已经为国外、国内高校高度重视。在美国的中小学，由家长、教师和社区代表等参加的学校理事会决策权力非常大。芝加哥每所学校都会成立一个地方学校理事会，参与内容包括学校预算、发展规划、考试方案、课程材料选择、教师聘任等。在日本，中小学家长协议会分布广泛，由家长轮流主持各种经验分享、教育知识培训活动；民间非营利组织也会从普通市民中选择志愿者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如网络安全的监督等。

国内不少大学也在“校园民主”方面作过很多探索，像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提案委员会”，就是学生与学校相关部门沟通的纽带；清华大学的“校长接待日”，是在校领导与学生之间建立了一条直通渠道；南开大学专门吸收了两名学生作为校务委员会委员。

类似的制度建设，对于中小学也十分重要。采访中记者得知，宁波三中在几年前就成立了学校教育协作议事会，并通过了教育协作议事会章程。议事会成员涵盖家长、社区、共建单位、学校教师代表和律师、会计师等相关专业人士。推动食堂菜价调整、监督校服采购招标、参与学生职业生涯指导……议事会这一平台让社区、家长等主动融入学校管理，有效发挥了沟通、协调和管理的作用。

徒法不足以自行。湛中乐分析：“学校章程制定完毕后，关键在于实施。高等学校要强化依照章程办事的意识，监督章程的执行情况，保障章程有效实施。有了科学合理的大学章程并付诸实践， 广大师生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动力方能充分涌流、竞相迸发。”

龚克告诉记者：“建设法治文化，实施法治教育，全体干部和教师要以身作则，千万不要以为法治教育仅是法律课程的事。青年学生的法治意识更多的是来源于与管理人员和教师的交往、来源于他们经历和观察的生活现实。”在他看来，干部和教师的言行举止就是学生行为的“教科书”，它应是一本渗透法治意识和饱含法治精神的无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