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迁只是开始

比搬家更费劲的是观念和生活方式的重塑。即使是一个家庭的两代人,也会有着不同的想法。

与离开大山而庆幸的年轻人相比,王亚红的公婆的态度正相反。他们在新居住了几个月后,就跑回老屋去了。

根据政策,搬迁群众的耕地及祖坟等不随迁。故土难离,也是老人们在这片黄土上最深的根脉和依恋,他们不愿意去远处生活。

张银娥和王亚红的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年底能带着两三万块钱回来,这是家里目前的主要收入来源。刚迁新居时,居住条件好了,王亚红开心得走路时都哼着小曲儿。但两个孩子一天天长大,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自己又无法出去打工,她渐觉生活沉重。幸福其实离他们很近,父母健在,儿女双全,家庭和睦,只是手里没钱。

王新强一次次地跟农民们讲,脱贫是一个过程,下山还只是第一个阶段。从中央到县里,决心都很大。“政府花这么大的力气搞易地搬迁,绝不是完成几个指标那么简单,我们要改穷业、换穷貌,还要和全国人民一道全面小康。”

房子再漂亮,没有产业支撑,精准扶贫就是一句空话。结合陇原大地的优势,种植核桃等干鲜果成了一个来钱的渠道。通过安置新村产业示范带动,全县累计建成优质干鲜果基地47.2万亩,年均总产量8620万公斤、产值3.98亿元;建成各类养殖小区145个、规模养殖场100个、养殖专业村50个、规模养殖户1300户,畜禽饲养量达到415万头(只);建成7个千亩蔬菜种植基地;年均种植半夏2万亩、亩均收入1.5万元以上。

告别了川道往上行,离天愈发近,白云像温柔的母亲,在她们的注视下,山上的核桃树已开始挂果。几年后,核桃和大麻产业将成为几个村子农民致富增收的“摇钱树”。

“从我所接触到的异地扶贫搬迁项目来看,效果总体上是积极的。”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主任范小建告诉记者,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展扶贫工作以来,异地扶贫搬迁就一直作为一项重要的扶贫措施。

首先是在甘肃河西、定西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开展,当时叫“吊庄”,即把山区的部分穷人搬出来,解决“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问题。后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从“农业吊庄”又发展到“工业吊庄”,即一部分人通过劳务转移的方式来安置。在各地陆续开展后,形式不断创新。

“起初,故土难离的情结深厚,在继续留守还是迁走之间,村民们也曾有过不认同甚至抗拒。”王新强说。但是残酷的生态现实并未对这些饱受贫困之苦的人们多一丝怜悯。赵尧村的搬迁始自2013年一场可怕的泥石流灾害过后。塌方的老屋,一次次受损的家园,再加上县乡干部苦口婆心的劝说,村民们终于坚定了搬迁的决心。

余翠竹有两重身份。一是清水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二是清水县赵尧村下基层干部兼“第一书记”。

她告诉记者:本着自愿搬迁的原则,县里严格按照上级要求筛选搬迁对象。主要是生存环境差、不具备基本发展条件,以及生态环境脆弱,限制或禁止开发地区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和同村同居住地同步迁出的非建档立卡人口,优先安排位于地震活跃带及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威胁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在各地的调研中,范小建也发现一些突出的问题。

一是类似王小增一样,越穷越搬不了的人群。国家的补贴有限,不足部分要贫困人口自己出,他没有那么多钱,最后就变为谁有钱谁就搬,没钱就搬不了了。如果要搬,就要去借很多钱,为了搬家反而欠了更多的债,成了“搬迁致贫”。

二是像王亚红一家人一样,搬迁后的产业发展和就业问题日渐显现,导致搬得出,但稳不住,也没能致富。“农民刚搬迁后高兴几天,很快就高兴不起来了。”

三是迁出地的土地和山林,虽然产权还是农民的,但经营起来很不方便,需要有个适当的处置。“当然最重要的是坚持自愿,如果是自愿搬迁,就算是有了问题,农民自己可以消化,如果不是自愿,那一旦出了问题,一切都要政府来解决。”

范小建还提醒,要根据搬迁者的需求提供必要的培训,创造平等的发展机会,并不是只要搬迁了就一定会富裕起来,必须要有一个过程。

“搬迁只是开始。”他说,后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人均两亩园,收入上万元。”这是王新强描述的清水县脱贫目标,截至2015年底,全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5486元。如能实现,将是一个可喜的翻番,王亚红们将会离实实在在的幸福又近一步。

与此同时,王新强还注意到,现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南方一些工厂倒闭,外出务工的男人们又倾向于回到清水来。县里正在研究怎样为这些家庭支柱们开拓更多的产业和就业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