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驼铃声声、风帆点点，中国和中东地区的友好交往已逾2000年。

看着横跨尼罗河的中国电塔高高竖起，听着中国建设者在伊拉克为了保障当地通信设施畅通而不畏艰险的故事，感受着撒哈拉大沙漠中电站建设现场的滚滚热浪和飞沙走石……我们的同胞在恶劣的天气、危险的局势下坚守,让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让中国在中东地区不断提升的影响力，为当地民众所感知、所赞同。

在喀土穆街头，当地人友好地称我为“朋友”“兄弟”；在卢克索，小朋友们得知我是中国人而热情地聚拢过来和我拍照；在开罗，“埃及好人”黑塞姆在我车辆抛锚坏在半路时提供无私帮助；在加沙地带，85岁的难民伊布提哈吉老人递过来他们自己都不舍得吃的糖果……

中东是片神奇的土地，这里有蓝天、碧海、黄沙，这里有激荡千年的古老文明，更有着与中国日益紧密的联系。友好合作的大时代让我有幸成为历史的见证者。

醉心收藏“中国蓝”

作为奥斯曼帝国的皇家宫殿，托普卡帕宫收藏有无数的金银珠宝和书画珍品。不过最令人惊叹的是，这里收藏有10358件来自中国的瓷器，其中仅青花瓷就有5373件，数量堪称中国本土之外中国瓷器收藏之最。

托普卡帕宫馆藏中国瓷器从13世纪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未曾间断，以元、明、清三朝龙泉窑和景德镇的作品为主。正因如此，托普卡帕皇宫的瓷器馆藏不仅数量巨大，近8个世纪的收藏完整反映了中国瓷器的发展流变，对学术研究而言更显弥足珍贵。

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执行主任、中国与日本瓷器收藏馆馆长阿伊斯·埃尔杜德研究中国瓷器已有几十年的历史，是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最了解中国瓷器的人”。在接受采访时，她戴了一条绘有中国山水画图案的丝巾，本报记者问她是不是专门为了采访而准备，埃尔杜德笑着说：“不，中国的色彩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埃尔杜德说：“我们收藏的中国瓷器主要分为4大类——青瓷、青花瓷、单色瓷和多色瓷，其中尤以青花瓷最为珍贵。据我所知，全世界保存完整的元代青花瓷不超过200件，我们博物馆就收藏有40件，此外还有54件明代早期青花瓷，件件堪称精品。”中国历史上外销西亚的各类瓷器，几乎在这里都能找到代表作，其中元代的外销青花瓷据说在中国国内都难得一见。

据记载，最早向奥斯曼皇室介绍中国瓷器的人是穆罕默德二世的宰相伊瓦兹帕夏。历任奥斯曼帝国的苏丹都是中国瓷器的“发烧友”，也正因他们对中国瓷器如此痴迷，才使得托普卡帕皇宫有了今天数量庞大的瓷器收藏。

苏莱曼一世对中国瓷器情有独钟，许多东、西方国家的统治者都了解他的这一爱好，所以在派遣使节前往伊斯坦布尔时都会特意携带上珍贵的中国瓷器，并且使之渐渐成为了一种传统。在托普卡帕宫的礼品簿中有大量这样的记载，例如伊朗萨非王朝的沙阿（国王）塔赫马斯普一世就曾送给苏莱曼5件中国瓷盘。此外，在苏丹登基、生日和结婚等喜庆事件中，“瓷器”一定是礼品簿上最吸引眼球的文字。

不仅如此，奥斯曼帝国还在伊斯坦布尔专门设立了10个瓷器修补作坊。那些因不小心而被打破的中国瓷器，苏丹也都不舍得扔掉，而是送至瓷器修补作坊进行专业修复，苏丹对于中国瓷器的珍视由此可见一斑。

波斯旅行家赛义德·阿里·阿克巴尔曾游历中国，他用波斯文写成了《中国纪行》一书，记录在华生活见闻，并奉送给奥斯曼帝国苏丹塞利姆一世。除了《中国纪行》一书，阿克巴尔还向塞利姆一世转交了明代正德皇帝赠送给后者的两只青花瓷碗，这两只瓷碗是伊斯兰艺术风格，显示了早在14世纪中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高层就已经通过丝绸之路进行交往。

伊斯坦布尔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来自中国的瓷器经过千里迢迢的运输抵达这里，说明其不仅是中西方、欧亚非贸易交往的重镇，更是文化交流的桥梁。

大到青花大盘、青花瓶，小到精致的青瓷碗盏，麒麟、蝙蝠、飞龙等中国艺术元素在各色琳琅满目的中国瓷器上交相呼应，甚至有的瓷器上还绘制着“赤壁图”和苏东坡的《赤壁赋》，恍惚间让人仿佛置身在国内某个专业瓷器博物馆。

伊斯坦布尔，见证中国瓷器与奥斯曼文化相结合，展现出别样的色彩。托普卡帕皇宫的中国瓷器收藏就是这种艺术融合的代表，是两国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如果用一种颜色来描述一个城市的话，伊斯坦布尔的底色一定是蓝色的，它是浪漫的：举世闻名的蓝色清真寺、蔚蓝色的大海，这是现实的铺陈；它又带有淡淡的忧郁气质，几千年来，无数的英雄在这个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特别是“奥斯曼帝国瓦解后，时间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这是历史的纵深。

漫步在这座极具历史张力的城市，回想起一件件青花瓷历尽波折完好无损地抵达这里，那绚丽的“中国蓝”无疑为伊斯坦布尔的城市底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为中土两国的文化交流做了最佳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