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找不到了”

从昭通市镇雄县出发，沿着302省道走上80多公里，就到了花山村。

路是盘山路。车子来来回回地绕，绕过连绵的梯田和玉米地，马路另一侧的山谷越来越深。农户的白房子散落在地势平坦的地方。

资料显示，镇雄是国家级贫困县，也是云南人口和农业人口最多的县；花山村是它200多个下辖村之一，和许多村落别无二致：海拔高，位置偏远，交通不便，进村的水泥路是几年前才修好的，耕地不多，没有大型工厂，青壮年以外出务工为主。

在周家，父亲周高成在四川的建筑工地打工，母亲吴学敏在家务农、照顾小孩。四个孩子两男两女，两个女儿读初中，两个儿子读小学。

最小的儿子出生前，吴学敏也在外打工，从浙江到江西，三个孩子带在身边。2009年小儿子出生后，吴学敏回到故乡，“在我们农村，两个儿子就享到福了嘛。”

7月10日晚，太阳从云贵高原的山野里滑走。吴学敏把一盘炒土豆、一碟花豆、一碗酸汤摆上桌，等两个放牛的儿子回家吃饭。

六点多，自家的两头牛跟着别人家的牛群一起回了村，但儿子迟迟未归。

吴学敏有些急，开始给儿子的同学和朋友家打电话，“打是打了，但是我知道我的孩儿从来不会到哪家去。”她又到村里村外走了一遭，还是没找到。

七点左右，她给在四川打工的丈夫周高成打电话，告知“儿子找不到了”。周高成报了警，随后搭上赶往老家的车；吴学敏则叫上同村的亲戚邻居，四下寻找。

有关两个孩子的讯息零零散散传到吴学敏耳朵里，孩子的姑奶奶说，下午三点多，她发现孩子放牛附近的垃圾山发生过垮塌；同村的村民说，当天曾看到过两个小孩在垃圾山附近玩。

两个消息撞在一起，人们开始将焦点锁定垃圾山。

防火、防雷，没防住垮塌的垃圾山

挖掘从11日清早开始。

周家亲戚和村民一开始用锄头和铁锨在垃圾堆进行挖掘。

塑料袋、旧衣服棉被和煤炭残渣裹在一起，“根本拽不出来”；盛夏季节，一铁锨下去，垃圾的腐臭味直接扑在脸上，招来嗡嗡的苍蝇。每个挖掘者都戴着两层以上口罩，隔上十几分钟换一批人。

此后，政府从建筑工地临时借调过来的挖掘机器到场。

在挖掘现场的村民见证，“12号中午11点多，挖到了弟弟，又一个小时左右，挖到了哥哥。”

现场医疗组确认，两名儿童已无生命体征。

在村民们眼里，这注定是一场悲剧。因为在当时，对两个小孩子来说，大堆垃圾从天而降，即便具备自救能力，也根本没有机会；就算呼救，但垃圾场距离村子一两公里，也不会被人听到；垃圾场附近有一处变电站，但变电站里就算有人值班，能听到的也只是机器的轰鸣……

“谁能想得到呢。”人们叹气。

7月13日，乡政府以“给他们一些关心，让他们建立对生活的信心”的名义，为周家提供补助31.8万。同一天，两位少年下葬。

事后，回忆起两个年轻生命，亲戚朋友无一例外地给出“乖巧”“懂事”“听话”等词，他们主动做家务，不和同龄人打架，也曾经在老师眼里“不注重个人卫生，有些调皮捣蛋”。

回忆起事情的经过，家人总觉得有无数种可能让两个孩子躲过这场灾难——

兄弟俩就读的小学，7月8日开始放暑假。家长有繁重的农活要做，放牛通常是农村小孩子的假期任务。“还不如不放假呢，就不会出事了。”孩子的堂哥说。

在“365天中有200天会下雨”的镇雄，7月的雨更是说下就下，事发前，暴雨连续下了几天；事发后，又接连下了两场雨。唯独10号那天，天晴，还出了太阳。“要是下雨就好了，他们就不去（放牛）了。”孩子的表舅说。

以往，同村的两个小孩喜欢到周家找兄弟俩玩，然后四个人一起去放牛，那天他们却迟迟没去，俩兄弟没继续等，赶着牛出发了。“要是一起去，出事还有个喊‘救命’的。”孩子的母亲说。

但偏偏每一种假设都没有发生。

也有村民开始反思对孩子安全教育上的缺失。

一位村干部介绍，花山村的海拔大约2000米左右，山多，耕地少，农作物主要生产苞谷、洋芋和苦荞。“苦荞几块钱一斤，洋芋八角，苞谷五角，收个几千斤，一年到头根本赚不到多少钱。”

所以，青壮年劳动力大多选择外出打工。男性外出打工，女性留下照顾小孩；夫妻外出打工，老人照顾小孩；或是托付给亲戚照看。有村民调侃：“我们这里过节只过六一、三八、九九——儿童节、妇女节、老人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