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出有效性公共性  完善教育经费投入机制

——楼继伟常委代表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的发言

教育立德树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是百年大计。多年以来，各级政府始终将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予以重点投入、优先保障。全国教育经费投入持续增长，2018年达4.6万亿元，是2012年2.9万亿元的1.6倍，年均增长8.3%。其中，财政性教育经费3.7万亿元，占80.4%；教育支出是一般公共预算的第一大支出，2018年占比14.6%。经费投入的逐年增加，有力推动了教育事业快速发展。但也暴露出总量确定机制不够完善、保障重点不够清晰、个人分担机制不够合理等问题。结合个人长期从事财政工作的思考，以及近期率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专题调研组赴安徽、陕西实地调研的体会，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在继续将教育作为优先支持方向的前提下，合理确定财政投入水平。按照我国教育法规定，中央明确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般不低于4%。过去，这种做法常常被机械地理解为各级财政层层挂钩，加大各级特别是基层政府统筹安排财力的难度，更在部分地方造成财政投入与教育事业发展“两张皮”、“钱等项目”、“拉长项目”、“敞口花钱”等问题，资金使用效益不高。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一般不采取挂钩方式”。需要强调的是，“脱钩”并不意味着减少投入，而是为了形成有利于增强投入绩效的长效机制，把钱花得更有效。至少在当前和今后较长一个时期，教育仍将是财政优先保障的重点领域。从实际投入看，2018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已达37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1%，自2012年以来连续7年稳定保持在4%以上。因此，建议继续力保总体上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不低于4%，同时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有关规定，不要求层层挂钩，既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又实事求是地安排预算，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第二，区分不同层次公共性，优化教育支出结构。公共性是公共财政的本质特征，也是确定财政保障范围和程度的基本遵循。越是公共性强的，创新的余地就少一点，行政的办法就多一点，财政的介入就深一点，反之亦然。不具有公共性的，财政就要坚决退出。教育领域中的义务教育是第一公共性的事务，国家必须定标准、定项目、定事权并予以重点保障，中央政府负有均衡区域差异的支出责任，在此基础上，机制可再做一些创新，如特岗教师计划就是购买服务；对学前教育、职业教育等第二公共性的事务，机制创新就要多一些，要因地制宜鼓励多种形式办学，财政则加大经费补助、学费资助的力度；对高等教育等第三公共性的事务，就更需要创新机制，财政投入除适度补助办学外，应更多地通过助学贷款和奖学金等方式对困难学生予以支持。

第三，注重统筹兼顾，适度强化高等教育领域个人投入责任。考虑到高中教育、高等教育的公共属性相对较低，财政不可能“大包大揽”，要进一步厘清国家、学校、个人的责任，突出权利与义务相匹配，建立目标统一、激励相容的投入机制。调研中了解到，安徽、陕西公办高校本科学费标准自2000年至今始终保持在每年3500元至4500元之间，未做调整。同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幅超过8%，总体水平超过4倍。同时，物价不断上涨，高校的办学成本逐年提高，国家投入巨大，但仍反映经费不足。接受高等教育是家庭和个人对未来的投资，理应付出对价。公办高校应合理提高学费标准，一方面有利于缓解经费不足的压力，另一方面更有利于学生增强责任意识，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作为支持措施，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也已将子女教育支出列入专项附加扣除。

（发言人工作单位和主要职务：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财政部原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