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军领袖杨靖宇、赵尚志、李红光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

　　纵然敌人强大，中国共产党人毅然决然地走上抗战第一线，置生死于度外。

　　在中国居住了１３年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成为这场战争的亲历者。１９３６年７月，斯诺首访苏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苏维埃政府早在１９３２年２月就已经正式对日宣战，共产党人认为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一打仗他们就首先上了前线。”

　　“九一八”事变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后又发出告群众书，决议，呼吁社会各界民众崛起，以武装手段驱逐日本强盗。相继派出周保中、李延禄、杨林、杨靖宇、赵尚志等中共党员深入到义勇军队伍中，组织工农游击队，领导东北人民武装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在中共党员刘澜波协助下，时任辽宁警务处处长的黄显声将军在锦州创建了辽西抗日义勇军，制定了组建义勇军的纲领性文件《收编加委方案》，明确义勇军的组编程序、武器装备和经费来源，各路义士纷纷加盟。

　　１９３３年，国民政府解散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义勇军后援断绝后，中国共产党逐渐集聚力量成立的东北抗日联军更成为坚持抗战的核心。

　　今天的东北大地，山川竞秀，沃野千里。冬天，是滑雪爱好者的乐园。夏日，是民众消暑胜地。

　　后人很难想像，在那烽火硝烟浓、血肉为枪炮的年代，同是这片土地，抗日将士是以怎样惨烈的方式挑战人类生存的极限。

　　王建学说，东北抗联完全是孤军奋战，外无援助，内无给养。冰天雪地，生火都是奢望。

　　９５岁高龄的抗联女战士周淑玲，１５岁就加入周保中将军的部队。“环境异常艰苦，只能靠野菜、树皮、草根充饥，被围困的时候一根萝卜坚持一个礼拜。有时候吃不上饭，只能喝尿。”至今回忆当年，饥饿感仍让老人感觉刻骨铭心。由于条件过于恶劣，周淑玲的两个儿子不到１岁就夭折了。

　　林海雪原，就是抗联战士的家。丛山密林中，搭建密营；行军路途中，卧地而睡。冬天，东北气温低至零下三四十摄氏度，衣衫单薄的部队常常在深及腰部的雪地中前行，偶有不慎，便会被风雪掩埋。许多战士冻掉脚，冻破脸，甚至全身冻僵而牺牲。

　　身处饥寒交迫的境地，却从未停止和数倍于己的强敌周旋苦斗。“饿得皮包骨，我们还是坚持与日伪军频繁作战，饿死、冻死和战死者不计其数。”抗联老战士黄殿军回忆说。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夺回我河山”东北抗日联军著名的《露营之歌》至今传唱。李敏回忆，连一些伪军起义投诚后都说，“你们的歌，听了扎心地疼啊！”

　　１９３６年２月起，各路东北抗日武装成立东北抗日民主联军，共计１１个军，达到３万多人。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由此进入鼎盛时期。他们不断打破敌人的讨伐，机动灵活地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

　　毛泽东１９３８年在延安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时这样评价：“有名的义勇军领袖杨靖宇、赵尚志、李红光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

　　中共党员、抗联名将赵尚志牺牲后，敌人残忍地割下他的头颅。得知死讯后，赵尚志的老父亲没有落泪，平静地对家人说：“我死后，在我坟前戳个板儿，上面写上‘赵尚志之父’五个字足矣。”

　　局部抗战并不局限在东北三省，在热河、在察哈尔、在绥远、在上海……全面抗战爆发前，哪儿有抗日的力量，就有共产党员的身影。

　　冯玉祥与共产党员吉鸿昌组建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各不相属的义勇军汇成一支朝气蓬勃的抗日力量，３００多共产党员骨干力量，奋勇争先，一举收复多伦，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第一次从外国侵略者手中收复失土。

　　被捕后关押在归绥狱中的王若飞，多次给傅作义将军写下万言书，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杀敌的决心。

　　１９３５年底，一批中共党员进入傅作义军中，帮助傅作义培训乡建指导员１２００余人，组织劳工１０万余人，修筑国防工事，为绥远抗战胜利打下了基础。

　　“在整个局部抗战时期，共产党的主导作用得到了战争的检验和各界的公认。”王建学说，正是在党领导下，中国局部抗战迈向历史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