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卫,民进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委,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上海市教科院副院长。

在谈到教育扶贫的话题时,胡卫以职业教育举例说,他在贵州省毕节市某县的中职学校看到,学校的汽修专业仅有一辆供学习的汽车,一些学生因为对学校教学条件不满而选择辍学。

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在今年两会上,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三个党派,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在教育扶贫上。

现象一:

5个幼儿园一个保健医

胡卫在调研中掌握这样一组数字:目前,我国连片特困地区学前教育生师比平均超过30:1,有30个县甚至在100:1以上,编制部门核定的幼儿教师编制早已不能适应学生增长的需要,导致代课教师3年激增30%。许多幼儿园难以按国家规定的每班“两教一保”的标准配备教职工,特别是卫生保健老师严重缺乏,平均5所幼儿园才有一名保健医生,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有170个县的幼儿园根本没有配保健医。

这些情况让胡卫感到揪心。不仅师资缺乏,这些地区幼儿园运行也普遍困难,幼儿园生均建筑面积不足4平方米,有1000多所幼儿园没有厕所,占全国的43.9%。公共财政的支持力度很小,幼儿园收费较低,在“工资靠收费、运转靠收费”的模式下,运转艰难。

现象二:

90个特困山区县无高中

贫困地区的教育短板还不止这一块,高中阶段教育同样扯了全国的后腿。据胡卫介绍,2014年,我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86.5%,而连片特困地区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仅为62.9%,还有近283万名适龄青少年未接受高中阶段教育。

还是2014年的数据,在连片特困地区有90个县没有设立普通高中,有120多个县没有中等职业学校,高中阶段教育资源严重不足。

在实地考察中胡卫发现,有的贫困县高中的平均班额超过90人,甚至有的达到100人。普通高中住宿条件十分紧张,有30个县的生均宿舍面积不足3平方米,有的学校8人间宿舍住了16名学生,有的学校把大教室当宿舍,里面住着30多名学生,拥挤不堪。

现象三:

职校缺少设备招不来学生

贫困区县普遍是农业大县、工业弱县,产业落后直接影响着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和办学模式。劳动力市场急需的技术含量高、薪酬高的技能人才,贫困地区的职业学校不具备培养能力;而那些涉农专业,受当地农业集约化、现代化、产业化程度低的限制,也不受学生和家长欢迎。这些职业学校往往只能开设汽修、护理、餐饮等专业,既办不出特色,职校规模也过小。

另外,贫困地区近几年建设职教园区存在着大量债务急需化解。以贵州省为例,该省各地市职业教育举债达100余亿元,现已进入还债期,存在违约风险。云南省2014年底13个职教园区建设完成投资182.5亿元,也存在大量债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