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60后，1965年出生在东北农村，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的童年是在“运动”和贫困中度过的。

臧永清

我亲历过“运动”的场面，有的至今让我心有余悸。我记忆最深的，一是游街、一是批斗大会。要搞什么政治运动了，首先就把村子里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拉出来，在村子里面转一圈儿。押他们游街的民兵会不断地高喊口号，口号的内容基本上是打倒×××，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被拉来游街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往往会被捆住双手、头戴高帽，佝偻着身子，低眉顺目地接受着批斗。看热闹的大人们一般说来是不会跟着喊口号的，但孩子们会很积极地回应那些领喊者，也跟着高喊口号。我就跟着喊过，其实我并不知道那些口号的深意，只是觉得好玩儿而已。

至于贫穷，我最深的感受是饥饿，常常吃不饱肚子。生产队分下来的粮食，不足以让我们每顿饭都能吃饱。特别是歉收年的第二年春夏两季，常常是每顿饭吃个七分饱。对于长身体的孩子来说，那种饥饿感真难熬，我常常在清晨被饿醒。小时候，我一直跟爷爷奶奶一起住，睡在一铺炕上。每当早晨我早早醒来，满头汗珠时，奶奶就会让爷爷下地帮我找点儿吃的。爷爷奶奶作为老辈人，过年过节时，总会有亲戚朋友送给他们些好吃的东西。在发现我饥饿难耐后，爷爷常常会给我冲泡一碗油茶喝。因而，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油茶是最甘美的食物，以至于我长大后，还经常去买油茶喝。不过，再大厂家生产的油茶，也没有当年爷爷泡给我的油茶好喝。

尽管常常闹“运动”，常常忍饥挨饿，我的童年仍不乏欢乐。那时候，学校对学习抓得不紧，入学不用考试，升学也不用考试，甚至平时的期末考试也是开卷。因而，我们的课余时间主要是在大自然里“疯玩”。

秋天时，我会和表哥结伴去河汊里淘鱼。所谓淘鱼，就是在田间的、没有水流的河沟里用泥砌两道坝，待把两道坝之间的水淘干后，鱼自然就出来了。能不能淘到鱼，要看你的眼力，如果你没有看准，恰好你砌的两道坝之间没有鱼，你就白费力气了。我们每次都有收获。看到被淘干的河沟里鲫鱼、鲤鱼啪啪乱跳时，我的心里乐开了花。乐开花的还有妈妈。那时候穷，作为家庭主妇的她总为下一顿做什么吃的发愁。没有肉，鱼也不错。

到了冬天，我最愿意做的是和邻居家的大伯去雪地里捕鸟。那时候的东北，冬天雪大啊，大雪下过后，除了村路，往往看不到一寸土地。这时，我们就去田野里打扫出一小块土地来，在上面撒些谷物，下上网，把作为诱捕工具的鸟拴在网边。见有鸟群飞来时，邻居大伯就会狂吹发出鸟叫声的哨子，待鸟扑到地面啄粮食时，我们一起拉网，扣鸟。运气好时，一网竟能扣捕几十只鸟。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冬天的另一项主要游戏是滑冰车和滑冰鞋比赛。我们那时候的冰车和冰鞋都是最简易的。冰车很小，小到够我们幼小、瘦弱的身体坐上去就行，主体是几片钉起来的木条，下面是两条磨亮的八号线粗细的铁丝。冰鞋也是最简易的，就是两块比我们的棉鞋稍大点的木板，上面前后钉上结实的帆布带儿，下面各安两条粗一些的铁丝。上冰比赛后，就要看自己的运动天赋和体质了。我这两方面都差，只要比赛，输的大都是我，但我不服，比输一次，就要求再比，直到伙伴们不堪其扰，故意输给我了，才算结束。比完回家，经常挨揍，因为滑冰鞋时，那根撑冰面的大木棍要在裆下插来插去，次数一多，裤裆难免磨烂，那年月，能穿上棉裤就不错了，你还迅速把它磨坏，不挨揍才怪呢。

贫穷给我们这代人的童年带来了很多困苦，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财富。这财富之一就是不怕困苦的意志力。想想当年，眼前这点困难算什么；想想当年，现在的一切都很美好。我们几乎不用专门拿出时间去调整心态，因为我们的心态总是很好。我们这代人，如果没成功，原因不是我们心态不好、努力不够，往往是我们天分不足。童年带给我的另一个财富是，我们从大自然中吸取了更多的灵性。自然是有灵性的，亲近自然会让人获得创造力。我曾经粗略统计过，当今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中，大半来自农村。无论是刚刚逝去的陈忠实，还是中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还是被公认的大作家贾平凹、阎连科，都是农村生、农村长。论早年教育，他们肯定不如城里的孩子，可是农村广袤的天地，让他们成为文学上的天才。这样说来老天是公平的。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现代出版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