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正值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刚届而立之年的您在大洋彼岸的法国获得了博士学位。国外优厚的待遇和科研条件自不必多说，祖国需要和亲人的召唤在心底回旋。是走，是留？凭着一腔热血和赤子情怀，您没有更多犹豫——“回去！为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即使回来，您仍有许多更好的选择。建国伊始，国家各行各业各部门都急需人才，留学归来的高级技术人才更是炙手可热备受欢迎的宝贝。可您却偏偏选择了条件艰苦的贵州，扎下根来一干就是近半个世纪。多年后您才吐露初衷：“贵州虽然十分落后，但矿产资源丰富，有全国最大的铝矿。我是搞冶金的，所以我选择了贵州。我想把自己学到的知识有效地用于开发贵州天赐的丰富矿藏资源，改变贵州落后贫穷的面貌。”那时的贵州正面临着如何振兴地方经济，尽快恢复和推进工业生产发展的问题。省委、省政府求贤若渴，急需像您这样的专业技术人才，领头开展对于贵州矿产资源和工业生产现状的勘查调研，以及对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研究和生产工艺革新。英雄可以有用武之地，才华能够尽情施展，这对一名专业科技人员而言是幸运也是一种幸福。工作中您倾注了极大热情，主持和参与了许多冶金化工项目的研究。针对有色金属及黑金属在资源利用及冶炼工艺方面存在的缺陷和薄弱环节，更是开展了夜以继日的科研实验。那可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一项项科研成果捷报频传。在您的悉心指导下，贵州的冶炼工艺，不仅理论上有了突破和创新，而且用于指导生产实践也成果显著，真正实现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使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获得了双丰收：

1950到1952年，贵州第一块铝锭问世；小高炉炼铁项目试验成功，生铁产量大幅度提高，同时解决了环境污染问题；1953年高炉炼汞实验获得成功，汞产量和回收率大幅提高，劳动条件得到有效改善，生产工艺被国内其他炼汞厂竞相采用；1954年研究利用贵州锑矿资源提取锑氧粉和精锑获得成功；1956年电解法制取高锰酸钾的试验在国内首次实验成功，后在遵义建厂投产，遵义因此成为国内生产高锰酸钾的主要基地，产品畅销国内外；1957年竖炉制钙镁磷肥试验一举成功，从1958年起，在全国各地陆续建厂投产，至今该工艺仍是产品生产的主要方法。在科研之余，您还将生产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加以总结,上升为系统化的理论。先后发表了专著6部、论文10余篇。其中《炼汞学》是我国第一部有关炼汞的学术著作。《汞冶金物理化学》填补了我国冶金理论的空白，该书被翻译成日文，在国外冶金届也引起较大反响。即使在“文革”时期，挨批斗，“蹲牛棚”，身心遭受严重迫害，您仍坚持撰写《锌冶金物理化学》。1978年，因汞冶金和锌冶金理论工作的成果，您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先进个人奖。

1982年,63岁的您出任贵州分管教育、科技、文化的副省长。在重要的行政领导岗位上，工作内容涉及的领域更宽、范围更广、需要解决处理的问题也更多了。起初，行政工作并不像科研工作那样让您干起来得心应手，使您在思想上曾产生过动摇。但组织的信任和同志们的支持，给了您无穷力量和信心。您在副省长的岗位上又为贵州教育事业和科技事业的发展殚精竭虑，做了许多工作，办了许多实事。您说：“教育事关国家千秋大业，基础教育和师资培训绝不容忽视。任期内要想尽一切办法，排除一切困难为大学修建教学楼、图书馆和实验楼，要把全省中小学尤其是农村学校危房改建一新”。这是您上任伊始走遍全省各大中小学实地调研后给自己定的目标任务。此外，您还自任扶贫团团长，组织科技人员培训贫困地区农民。仅1986年，就有近1.1万名科技人员进山下乡。他们走苗村，进侗寨，出主意，搞咨询，推广良种，杂交水稻，改良土壤，大搞养殖……帮助农民解决实际问题，扶贫团成效显著。1987年，中国科协在全国推选两人介绍扶贫经验，您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