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贺捷生委员的表哥向轩，7岁参军，9岁长征，被解放军总政治部确定为中国年龄最小的红军。

贺捷生

向轩

贺龙元帅与家人合影，右一为向轩。

他的妈妈是贺龙元帅的五妹贺满姑。两岁时，向轩与5岁的三哥向楚才、几个月大的妹妹随母亲一同被抓。1928年农历八月十四，敌人把贺满姑凌迟虐杀（不让过八月十五中秋）。

向轩大姨贺英设法买通了监狱看守，把他们兄妹三人救了出来。从此，向轩跟着贺英，喊妈妈。自小跟着她习武，三四岁就能打手枪。

解放后，总政和成都军区商定，1926年3月出生的向轩的军龄从1933年4月12日算起，因为那天向轩拿起姨妈贺英给他的枪参加了战斗，并且负了伤……

四哥

人老了珍惜亲情，犹如寒冬到来珍惜阳光。这种感觉在我进入垂暮之年，身体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之时，越来越强烈。

我想四哥也一样。父辈们健在的时候，有他们的荣耀和恩威庇护着，我们常有书信往来，见面时亲同手足，但那时并不觉得多了什么，或少了什么。后来不同了，父辈们陆续离世，不知不觉中，我们自己也成了父辈。到这时才发现，做父辈并不像过去想象的那么美好，那么轻松。因为当你成为父辈，说明你也老了，生命开始枯萎和凋谢。伴随而来的是孤独、冷清，渐渐被人遗忘；身体也如洪水涌来时的堤坝，不断出现险情。时下流行抱团取暖一说，依我的看法，这种情况更多反映了老人的渴求。就像多年未曾出川的四哥，近些年就经常传来信息，说捷妹，什么时候还能见到你？想不想回成都看看？有意思的是，他7岁参加红军，9岁参加长征，经历过枪林弹雨，虽然官没有当多大，但仍不失铁血情怀；到老了，如同变了一个人，把自己弄得儿女情长，文绉绉的，像个知识分子。

去年开春，四哥在电视台工作的儿子国荣来北京出差，特意到家里来看我。临别时，忽然认真地对我说，姑姑，是爸爸要我来看你的。他说他马上90岁了，没多长时间了，这辈子还想见到你。

听见这话，我的心里一阵战栗：可不是吗？岁月无情，1935年11月跟随我父亲贺龙从故乡湖南桑植刘家坪长征，14年后进军大西南时，又被他带到四川的那些亲人那里，比如跟父亲一起用两把菜刀闹革命和南昌起义的贺勋成爷爷、解放后担任四川省检察院检察长的贺文岱堂叔，还有在红二、六军团战斗剧社拉二胡的我小姑贺满姑的大儿子向楚生，在红二、六军团警卫连当警卫员的我二姑贺戊妹的儿子萧庆云等几个红军哥哥，都去世了。现在活着的，只剩下长征时只有9岁的四哥向轩了，可他也到了风雨飘摇的年龄。

说话间清明节到了，听说四哥住院，刚好要去成都看望一个身患重病的亲戚，同时给我父亲的爱将、成都军区第一任司令员贺炳炎上将扫墓，想到还能看看他，于是千里迢迢，踏上了去蓉城的旅途。

到了成都，堂叔贺文岱的女儿贺南南、贺锦南、贺蓉南，父亲的爱将贺炳炎的儿子贺雷生、贺陵生等红二代，还有许多我叫得出名字和叫不出名字的红三代，早聚在一起迎接我，个个笑逐颜开。

去军区总医院看四哥那天，我不宣而至，既没有通知他的家人，也没有跟医院打招呼，甚至忘了他使用的名字。因为在我们家族中，提起他，从来不用真名实姓，而是直呼他简陋粗糙得上不了台面的绰号。在护士站查阅他的病房，我描绘了半天，说来看望一个老红军，他姓向，向前进的向，值班护士才如梦初醒，说你们是来看望向轩老首长的吧？他住在走廊最里面那个套间，刚看见他下楼遛弯去了。

快90岁的人住院，还能下楼遛弯？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从住院部大楼下的花坛边突然被叫回来，看见我坐在他的病房里，四哥有些懵，有些不知所措，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几年不见，我发现他老多了，圆溜溜的脑袋上长出一块块老年斑，油亮的额头上冒出一片细密的汗珠。坐下后，放在膝盖上的两只手在不停地抖。看得出，对我的到来，他是高兴的，脸上露出明媚的、心满意足的微笑。

我没有叫他四哥，他也没有叫我捷妹，当面我们没有这种习惯。相隔两三米远，因陪同我的人和陪护他的人都是转着弯的亲戚，见面相互嘁嘁嚓嚓地说着什么，我和他反倒被晾在一边。而且他耳朵背，别人说什么都当同他说话，不时含含糊糊地应和着。这期间，我看见他不时偏过头来看我，对着我笑，那意味深长的眼神，好像执意要从我的目光里，我的身上，找回我的过去和他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