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的学问态度

现在，常常能听到“文化大师”“国学大师”，真正能称得上“大师”的，不仅在于学问做得好，更在于其品行的高尚，他必须能树立起一种德范。我认为，马一浮在这方面很厉害。他是20世纪一位特殊的文化学者、儒学大师。

马一浮是浙江绍兴人，出生在四川。他的天分很高，在他两岁的时候，父亲马廷培时任四川仁寿县知县，就给他请了一位当地颇为有名的教书先生何虚舟教唐诗，教过一段时间后，何虚舟就说这个孩子天分很高。5岁随父母回到家乡绍兴，在绍兴上虞县，父亲又给他请了一位老师，教了不到一个月，老师就辞职了，因为这个老师说马一浮的天分太高，自己的程度不够教授不了。他的父亲又聘请了当时的举人郑墨田教他，郑便为马一浮取学名为“福田”。

在马一浮十几岁的时候，人才济济的绍兴府举行县试，同考的还有鲁迅和周作人，马一浮名列榜首。当时浙江有一位颇有名望的仁厚绅士，名为汤寿潜，在看完马一浮的文章后，大加赞赏，并“三顾茅庐”要将女儿许配给他，结婚时马一浮17岁，汤女18岁，夫妻情感甚笃。在他们结完婚，马一浮的父亲就重病去世，谁知父亲去世不久，太太汤女也不幸去世，他极为悲痛，蓄发不娶，潜心学问。

1903年是马一浮人生与为学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的6月，他被遴选为清政府驻美使馆留学生监督公署的秘书，职务本身并没有让他感兴趣，但在美期间使他有机会直接接触西方的文化和典籍，包括但丁的诗歌、莎士比亚的戏剧、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及达尔文的《物种由来》等，都成为他搜揽的对象。他还翻译了《日耳曼之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党史》等著作。尤其令他意外的是，他还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搜求到了英译本《资本论》。他在1904年3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得英译本马格士《资本论》一册，此书求之半年矣，今始得之，大快，大快！胜服仙药十剂，予病若失矣。”此可见马一浮接受新思潮的热情，当时他刚满21岁。

马一浮从国外回来，并没有继续往西学的路径上走，而是经过思考、比较后，走上向中国学术传统回归的道路。于是，他去了江苏镇江金山寺，他在这里翻阅、整理了从国外带回的各种人文与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结合晚清以来西学流行的现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至于对中国学问的反思与检讨，他用两部著作来完成，一部是《儒宗》，记述秦汉至近代的学术源流；另一部是《文宗》，记“羲画以降文艺之盛衰”，体例则以七序、八史、五表、六论“发挥旨趣，著其得失”。我们由此可知，青年的马一浮眼界之高和学术怀抱之大。

从金山寺搬出来，他又到杭州西湖边上的广化寺禅房里住了三年，就近阅读外西湖“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以至于学林中有马一浮读完了《四库全书》的说法。此说是否真的可靠，已不能完全考知，但马先生读书之多、记诵之博，远非一般学人可望其项背。

丰子恺和弘一法师是他的契友，对他最了解。弘一法师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之多。”马一浮不仅读书多，而且能够融会贯通；不仅能够融会贯通，而且能够化做自己的整个生命；不仅化做自己的整个生命，而且从生命中凝聚升华出既属于自己同时也属于整个人类的思想和学问精神。通儒之称，20世纪学术大师中，独马一浮最当之无愧。我们今天重新审视马一浮，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的学术精神和独特的学问态度。

1936年4月底，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莅校不久，就有人向他介绍，说马一浮是杭州的瑰宝。于是他便托人探听马一浮的想法，看他能否来浙大任教。5月18日举行校长宣誓典礼，24日，竺可桢便登门拜访马一浮，希望马先生能为浙大学生授课，或者由学生到马的寓所听讲也行。7月中旬，竺可桢再次拜望马一浮，准备设专门讲堂作为马一浮的讲所。马一浮做学问有两个特点：一是不教书，不入讲社；二是不写文章。所以，大家都很奇怪，不写文章又不讲课怎么还能把学问做得那么好。后来，竺可桢又请人写信给马一浮，他也不再坚持最初的想法，去了浙江大学。

学问是很内在的，马一浮对这个有很清晰的界定，他主要是区别知识和学问。他曾说：“从闻见闻”，就是说从闻见得来的是知识，而不是学问，所以并不是知识掌握的越多就是有学问的人。

那么，什么是学问？学问就是把从外界得到的各种知识，化作内在思想和生命的一部分，再通过语言等表达出来，这种转化过程，是经过了一个自身体验、明证、思考和感悟的过程，这样学问就显现了。学问不是看了很多书、储存了很多故事，这些还是外在的积累，只有通过内在的感化，才能真正成为学问。

所以，马一浮曾说：“知识、才能是学问之资藉，不即是学问之成就。”知识、才能是学问的资藉，是一种资源，还不是学问的成就。学问需要知识转化，知识转化为内在的修养、修行，才能成为学问。因此，学问和修身是分不开的，没有好的德性不可能成为大学者。

那么怎样才能入于马一浮所阐释所要求的这种学问途径呢？也就是说，如要走上学问之路，且不趋于旁蹊曲径，应遵循哪些必要的为学准则呢？马一浮在《复性书院学规》中提出了“四端”：一曰主敬，二曰穷理，三曰博文，四曰笃行。并概括为：“主敬为涵养之要，穷理为致知之要，博文为立事之要，笃行为进德之要”，并对这“四端”“之要”，作了详细论析，使这位大儒的为学思想豁然而细密地得以全景呈现，又使我们看到他对学问的厘定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