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与修身

古人讲“学问”，学习是其中一个含义，即学习外界得来的知识；“问”即问疑。“学问”就是学习的过程中不要忘了答疑解问。

《论语》中，孔子讲“教”，即传授，作为学生来说，就是“问”，所以就有了很多的“子曰”“对曰”等形式，也有很多“仁”“礼”等概念，这都是在一问一答中产生的，《论语》是最好体现“学和问”关系的著作学说，因而，“学”“问”这两个字，既有学又有问。

马一浮曾经有一副对联：“百国宝书知损益，六家要指贵清虚”。就是说，读书不要只偏重一个方面或者一种类别，要读“百国宝书”，不仅要读中国的经典著作，还要涉猎外国的经典著述。这不禁使我想起了读书的时候，读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看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的著作，很受益。所以，马一浮说“百国宝书知损益”，不能偏其一翼。那些很有学问的大家，都是学贯中西的，马一浮是研究国学的，他早年读了大量西方的著作；梁启超早年间，也说不要担心国学的发展，西学越发展，国学越会得到发展的机会。

马一浮的下联是“六家要指贵清虚”，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有一部很短的著作叫《论六家要指》，他推崇的是道家思想，清虚即道，这也是他对中国思想的论述，马一浮强调的是，不仅要学习国外的，还要学习不同派系之间的学问。

“修身”是一个单独的概念，做学问的人固然要修身，不做学问的人也要学习修身。因此，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一直都有修身这一课。

“修身”概念的提出，最早见于《中庸》。《中庸》中有这么一段话：“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这中间有三个概念，即：知、仁、勇，对于个人来讲，就是说，文明开化、学问修养都是“知”的积累；有了“知”，才有深邃的观察力，才有看懂世间万事万物的能力。“知”的得来，是通过学习得到，“好学近乎知”，就是说好学、肯学，就离“知”更近。

中国古代思想始终认为知行合一，“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中国的道德思想和修养，很看重践行，即“做”的程度和结果，就是要懂得实践的意义和价值。“仁”的概念，在《论语》中，讲过很多次，但却从未就此下定义，“泛爱众，而亲仁”“克己复礼为仁”，最高的目标是“天下归仁”，就是说，个人的修为要达到仁者的高度，天下归仁，世界大同。因此，人和仁都需要行动，需要践行。

“知耻近乎勇”，就是说，人要有羞耻之心。人生在世，跟其他具有动态特征的物类不同，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人有羞耻心，一旦做错事情，就会在表面显现出来，所以，知耻是为了良知，是为了规范个人行为。

所以，古代讲“修身”，就是要“好学”，要“力行”，要“知耻”。因此，“修身”与“学”是连在一起的，跟成为仁者要“知”“行”合一连在一起，跟“知耻”连在一起。

孔子也讲“行己有耻”，孟子的“四端”我也经常说：要有恻隐之心、有羞恶之心、有辞让之心、有是非之心。恻隐之心就是同情心，羞恶之心就是羞耻、知耻之心，辞让之心就是要讲礼貌。孟子把“恻隐之心”叫“仁之端”、“羞恶之心”是“义之端”、“辞让之心”是“礼之端”、“是非之心”是“智之端”。

“恻隐之心”就是同情心，看到别人遇到苦难和不幸，要有所动、所感。我们不能是一个麻木的人，要对受苦、受难怀有一颗悲悯、同情之心。“羞恶之心”，就是知耻。肯于“辞让”才能有礼貌，才能懂得礼仪。“是非之心”，是要对事物有明晰的判断，这时候才会有社会的正义。

其中，对于“知耻”的“羞恶之心”，中国古代有很多论述。明末大思想家顾炎武就讲过：“士”，指知识分子，如果不先讲究“耻”，那么他就是个“无本之人”。他所讲的“知耻”是立身之本，“不廉无所不取”，如果“不耻就无所不为”，这是立身的根本。

所以我一贯主张，为了使自己的品德有一个好的修为，一定要读《论语》。《论语》中的正面道德价值，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而《论语》里所讲的最基本的思想和义礼，就是“六经”中的思想和义礼。“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在春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经过孔子修订、整理，得以流传。《乐》这个文本，没有流传下来，所以后来也叫“五经”。《乐》没有成为文本，但是《礼记》中有《乐记》，它是基本的音乐理论。在中国古代传统里边“礼”“乐”是并提的，礼讲究秩序，秩序讲究等级；乐是使人的精神达到和谐的一个必要手段。20世纪还有一位有名的大学者叫沈曾植，他就特别推崇年轻人读《论语》，甚至把《论语》当成交谈双方重要的“谈资”。

熟读儒家等系列经典，我们才能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价值理念有所了解，有所体悟，这也是学问之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