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有“真”，尊重中有“善”，欣赏中有“美”。于是，我们的生活才洋溢真善美，充满意义。

孔子感叹流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过去读，觉得平淡。现在才感到其中无奈、哀婉和自勉的深味。康德说，能感受时间，是人类具有的先天直观形式之一，或许是因为他们最富时间感———旧时有可留恋的温情，未来有可追求的锦程。不像其他动物仅适应自然，被动地生存；人类独能继往开来、意义丰满地生活。

后来上文化史课，我总设问：时间无形绵延着，古人为何要想象成竹竿，截断成一节节地过？既问学生，还问自己，其实也不期待标准答案。我猜：早期人类活得不大容易———自然威胁，疾病折磨，外寇血战，异性难觅……于是，仰望星空、体察物候，总结经验，总能寻到特定时机，一同来感恩自然、攘拔疾患、凝众御寇，还方便群体间青年异性的交游。这些时机，早期或许是某星照处恰好猎得动物，后来或许是时值某段正好喜获丰产之类，于是怀着神圣、敬畏、热盼、喜庆的心态，祭司主持，全民参与，歌舞相伴，佳肴相聚，日积月累，渐成节日。

春节自来是中国人辞旧岁迎新年的大日子。“年”，《说文解字》释为“谷熟”。可见最早的春节与庆祝、祈祷农产丰茂有关。《周礼·夏官》记载过“驱疫”的傩，东汉《吕氏春秋注》进而说明该活动举办在除夕：“前岁一日，击鼓驱疫疠之鬼……亦曰傩。”可见春节还含有驱除疾病的深意。以后，种种趋吉避凶的活动逐渐叠加：春联，据说始于后蜀国君孟昶，亲自手书桃木符板（古人认为此物可驱鬼），“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燃放爆竹，据南北朝的《荆楚岁时记》说：“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压岁钱，可能本来是“压祟”，镇制灾祸的意思，宋代《宣和博古图录》说，这种纸钱长而方，上印龙、马，用以辟邪，到清代《燕京岁时记》记载的已经是铜钱，用彩绳穿着，但仍然“编作龙形”，却已叫压岁钱了……

虽然春节年年过，但时境、场境不同，心境也不尽相同。比如我，赶上“革命化过春节”的时代且世居城市，传统“年味”就不浓，但仍感到冰冷时节那份特别的温暖：幼年时，大人每用红纸包着几毛钱，于我像生命般可贵，贴身安放，睡觉都用手捂着。街上有用马粪纸层层浆起来的面具，孙悟空的、关云长的，其实戴上后呼吸不畅，而且有一股怪怪的酸臭味，但若再配上木制的小金箍棒、关刀，嘴里嘟嘟着京剧急急风走起武步来，小伙伴惊艳，自己也得意。我父母都是民盟成员，还记得他们曾到民盟省委机关春节团拜，我和哥哥也跟去。当时生活困难，糖果瓜子都凭票供应，父母就把我们留在院子里，说看树上的小鸟，左等右等，小鸟都冻得飞不见了。曾与江竹筠一起在渣滓洞蹲过狱的唐弘仁伯伯笑吟吟走出来，一手牵我们一个步入会场。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糖果、瓜子和笑脸……从此，“民盟”二字就与甜蜜、温馨、和悦等联系在一起，以后自己也就加入了民盟。上小学时，每年春节前都自制贺卡送老师和要好的同学。临毕业了，女孩子情细些，就把她们的贺卡偷偷夹在我和几个成绩好的男生的《中国少年报》里。看报时不小心，贺卡掉了一地，好些男生没有得，就起哄；我脸红了，就用脚踩；女生们伤心了，就捂着脸哭；老师生气了，就叫我们到办公室去训话。于是我画了画，在纸板上刻成模子，找来白纸小心裁成片，将模子依次放在纸片上，用废牙刷蘸颜料在梳子上刷，色点斑斓地均匀洒在纸上，留下画模的剪影……我长期珍存留有自己印的那些贺卡，从中能看到那一张张黄毛小丫头们春天般的笑脸。后来进初中，后来文化大革命，1968年又上山下乡，到黔东南一个苗寨，与另外四个男孩组成“一家”。大家勤劳团结，养猪养鸡。第一年临近春节，“一家人”轮流挑着自己种养的糯米腊肉回家，在像玻璃世界般的冰雪山峦里步行了三十几公里，晚上到一小镇住店，刚好遇到出差的堂姐，她看到我磨烂的鞋和通红的脚，一把将我紧紧抱住。那年，我17岁……

古代的春节情怀，我模糊了。我的春节记忆，孩子们也不会再有了。那么，关于传统节日，现在的孩子们有什么呢？如果没有了敬畏情怀和神圣习俗，只有眼前的吃喝、玩乐，我们还有属于自己的传统的节日吗？我的乡间朋友说他们过春节，至今全家仍在长辈率领下，郑重祭拜堂前“天地君亲师”牌位。这种习俗源自往古———“天地”，来自农耕者对大自然的崇拜；“君”，并非具体个人，而是民众对共同民族国家代表的认同；“亲”，是对亲人永恒的感恩；“师”，是对文化传承者长久的礼敬——荀子称为“礼之三本”。有此一拜，那份虔诚、礼敬、认同的神圣情怀就还在。由此看来，传统节日文化未尝不是一份珍贵的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可以促进人与自然、与社会、与自我的相互理解、尊重和欣赏。理解中有“真”，尊重中有“善”，欣赏中有“美”。于是，我们的生活才洋溢真善美，充满意义。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贵州文史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