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舞蹈的采集

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1945年初夏），著名舞蹈家戴爱莲先生就深入到西康地区收集了藏族舞蹈，用“拉班舞谱”记录了8个藏族民间舞蹈，而后对收集的民间舞蹈进行加工整理。这是第一个专业的舞蹈家用专业的手段来记录传统舞蹈。

1946年3月在重庆举行了首次“边疆音乐舞蹈大会”，表演了10余个包括藏、彝、瑶、羌、汉、维吾尔6个民族的舞蹈。她将民族民间舞蹈加工成剧场艺术搬上舞台，开创了加工、整理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先河。

1956年，舞蹈家吴晓邦率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到苏州收集道教乐舞，拍摄、编印《苏州道教艺术集》。随后的1957年，他带领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到曲阜搜集整理祭孔乐舞。编印了《曲阜祭孔乐舞》专集，摄制了纪录影片。这些珍贵的资料成为今天恢复曲阜祭孔乐舞的重要依据。

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启动了“中国十大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工程，工程历时20余年，这是国家有计划、有组织、有规模的一次普查工程。全国30多个省区相继完成了“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省卷本的编纂出版工作。这项工程被誉为是中国的“文化长城”。

21世纪的今天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是一项在新时期面临巨大社会变革的状态下展开的工作。

除了以上理论化的采集之外，传统舞蹈的采集调查保护是其重要内容，它不但讲究方式方法，还要注意很多事项。舞蹈采集的前期案头工作很重要，不仅需要对采集对象相关信息的了解，如与舞蹈相关的人文和自然环境、民族与地方史、经济文化、交通地理等方面；而且还需要准备采集所使用的摄像、摄影、录音、文献等工具和资料等。对本体性描述与文化意义的考察，其重点在于，要根据传统舞蹈艺术的特性，采集以“本体性描述与文化意义的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全面阐释舞蹈的艺术特征和文化风貌。其中，本体性描述首先要关注舞蹈艺术的本体特征，如其表现形式、表现内容、语言特点、表演风格、节奏型（舞蹈音乐）构图变化、服饰和道具运用、艺人的表演特点等。在这一过程中，最为核心部分是舞蹈的表演风格，这点需要从舞蹈的体态特征、节奏型、韵律感三方面进行观察、分析、体验。而对于文化意义的考察，需要关注与舞蹈紧密相关的具有文化意义的部分，从学术的视角和方法去解读舞蹈所表现和象征的文化意义。如，舞蹈历史渊源、舞蹈与民俗关系、语言的象征性、构图的象征意义、舞蹈与环境的关系、崇拜物与模拟对象的含义（鹰、孔雀、狮等）、服饰与道具的文化功能等。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技术的进步，采用影像技术手段记录舞蹈是最有效的方式。动态性与技艺性强是舞蹈的特性，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舞蹈韵味有时候难以以文字手段表述出来，借助影像技术，以影像为主、文字为辅的方法就能很好地采集并保存舞蹈的特性。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影像记录操作人员需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素养。镜头语言记录舞蹈画面的整体感，切忌零碎，机位要准确，镜头要讲究，还需要用镜头语言去解读舞蹈与环境的关系。

对于传统舞蹈遗产的保护有几点认识，一是要保护文化的源头性和本真性。戴爱莲先生曾说“民间舞蹈是我们的根”，我们只有尽量从源头上进行采集并加以保护，才能留住传统舞蹈的“根”；二是要尊重祖先的文化遗产和价值，尊重文化持有人的感情和权益；三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我们的价值观也随之变化，非物质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理应后世子孙珍惜、继承、保护、发展，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不把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

传统舞蹈的遗产保护与舞蹈创作二者有着相辅相成的特殊关系，他们之间保护与发展并存，创新与创造共生；在保护的基础上，尊重和发挥社区、群体、传承人的创造力；对于创作性的艺术舞蹈，它不仅源于生活还要高于生活，以追求艺术性为最高目标。

随着历史的演变和发展，有许多艺术形式在消失、遗落，而古老的传统舞蹈却能世代流传，经久不衰，其原因在于，传统舞蹈的根深深扎在民间，适应于民间民俗的发展变化，不断地更新完善，深受人民喜爱。我们不但要采集这些传统舞蹈使之成为舞台艺术创作的源头活水，还要保护他们，使他们健康有序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