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发展实力以及科学家的研究水平，在获得了世界同行的认可之后，这样的科学研究才能赢得应有的尊重。”

——贺林

能够成为遗传生物学界的科学大腕，对中国科学院院士贺林而言，并不是偶然或者意外。他的人生轨迹擅长科学规划，成为科学家也是如此。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贺林于1978年参加高考，现今回忆起来这像是一场梦。

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贺林的中学教育几乎是断层。获悉高考恢复的消息之后，他用几个月时间去学习中学几年的课程，但没想到竟然考入了当时的部属医学院校———南京铁道医学院。

“高考虽然像一场梦，但大学专业的确定却经过了充分的考量和筛选。”贺林告诉记者，因为他几乎没有学习过中学的数理化知识，父亲担心他在大学阶段与同学们的竞争中会处于劣势，就建议他学习医学或者生命科学。最终，贺林听从父亲的建议选择了基础医学。

但在大学学业完成后，贺林发现自己对遗传学更感兴趣，便在接下来的研究生学习过程中改为攻读遗传学。遗传学是生命科学的基础，改选专业，也意味着贺林最终将父亲建议的两个学科完美结合了起来。

“实际上读书的过程是按部就班。硕士毕业并在国内执教1年后我去英国攻读博士学位，完成博士学位学习后就留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做了两年博士后研究,以后在MRC爱丁堡人类遗传学研究所工作，并担任高年资研究员。”贺林向记者介绍，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的遗传学研究不管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成果，与发达国家相比都还存在较大差距，这也是他决定留在英国的重要原因。

在英国工作的时间只有短短几年。经过前期的积累，贺林不仅开阔了学术视野，其自身的科研水平也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准。此时,父亲常灌输的“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的思想越来越发挥威力。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也迎来了日新月异的发展，并且中国是遗传资源大国，有众多遗传问题待解，因而贺林下决心能够回到国内从事研究。他坦言，科学即使无国界，但自己国家的事情绝不能指望依赖别人帮助获得很好地解决。

鲜为人知的是，贺林的父亲贺近恪，是中国大陆第一位获得世界林业科学院院士荣誉的人。作为一名爱国的林产化学专家,1951年贺近恪从澳大利亚回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并于1984年当选为世界林业科学院院士。

那是1996年。在经历了两次回国考察之后，贺林正式踏上了归国之路。

破解遗传学百年之谜

刚回国时，贺林先是以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的身份回来参加工作，并保留着英国的绿卡和工作岗位。之后在国内的工作日渐得心应手，并做到了比国际同行研究“快半拍”，贺林便完全放弃了英国的工作，并把妻女接回国内。

“事实上，刚回国时的各项研究和生活条件都还不是很好。虽然国家发展较我10年前去英国时好了很多，总体来说还是较落后。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回国的一批科学家完全是跟着共和国脉搏的跳动而跳动，从空空试验台到有实验室，从自费去寻样本到申请到科研经费，从学术空白到领先国际，这一点一步的变化都不容易。”回想起刚回国时的那段时光，贺林坦言还是有些“英雄主义”的。

回国之后，贺林便以特聘研究组组长的身份加入到寻找A-1型短指(趾)症致病基因的研究之中。

“A-1型短指（趾）症是人类的一种遗传病，此类疾病的患者表现为手指骨和脚趾骨的中指（趾）节缩短或缺失。该病于1903年发现，被学术界认为是第一例符合孟德尔遗传学规律的遗传性疾病。众所周知，孟德尔是用豌豆揭示出基因遗传的基本规律，但这是以植物为研究对象得出的结论，该结论是否符合人类的遗传规律则一直未能揭晓。”贺林告诉记者，A-1型短指（趾）症也是他们生物遗传学课本里的经典教例，学生时代他知道该研究是百年待解之谜，未曾料到等他回国后该谜底依然待解。

事实上，虽然科学界一直没能揭示A-1型短指（趾）症的谜底，但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对该难题的研究从未中止。当然，其中也包括中国的科学家们。贺林加入这一研究队伍之后，凭借其在遗传学研究方法特别是连锁分析方面的优势，历经几年踩点采样，其团队终于在中国贵州和湖南的深山中找到了3个家系，并于2001年首次在国际上发现并克隆了导致A－1型短指（趾）症的IHH基因。其相关研究结果相继刊发于《自然》、《自然遗传》等权威杂志上，此举震惊了国际遗传学界。

“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明确了家族性短指(趾)症的致病基因之后可将其应用到转化医学领域，家族性短指(趾)症孕妇通过产前诊断可以选择适时终止妊娠。这样，这种疾病将不会在患病家族遗传下去，并导致该类疾病在世界上最终消失。并且，该项研究揭示了首例报道的符合孟德尔遗传规律在人类中的应用，以及指导了其他的A-1型短指（趾）症研究的进展。”贺林介绍。

在A-1型短指（趾）症研究之后，关于恒牙缺失的贺-赵缺陷症研究，贺林团队同样成功定位和克隆了该病的致病基因，该病也正式被国际医学界权威的“人类孟德尔遗传病目录”（OMIM）收编。中国由此结束了作为遗传资源大国而又从来没有自己发现和命名遗传病的尴尬局面。

在某些精神遗传学领域跻身世界前列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和见证者，贺林的研究让中国科学家赢得了世界遗传学界的瞩目。除了以上所描述的工作外，贺林的工作还体现在精神遗传学领域的研究工作，这项研究在世界同领域中同样处在引领位置。

“实际上，在打造精神遗传学领域的研究高地时，我们充分利用了三大要素，一是用了20年左右时间扎实打桩，来换取使国际同行刮目相看的有分量的学术成果，二是充分发挥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的全球最大的精神疾病医院的资源效应，三是利用好成功申请到的国家引智项目，该项目旨在引进国际著名的脑科学研究科学家来华合作。我们希望，通过把我们的优势与国际头脑风暴整合，在中国建设出一个世界最大最好的精神疾病研究示范基地。”贺林认为，在目前的社会背景下，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联合起来攻克影响人类健康的问题是一种必然趋势，一个大的项目或课题如果仅仅依靠一个团队来做，难度大且样本的广泛性也受到影响，而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国际人才的力量，其结果应该是可以事半功倍的。

开展国际合作，也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开展以本国研究为中心的国际合作的前提，一定是这个国家的发展实力以及科学家的研究水平，都获得了世界同行的认可，这样的科学研究才能赢得应有的尊重。”贺林强调。

“可以说，40年间，我国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成就全球有目共睹，部分领域则实现了由跟跑上升为领跑的学术地位。并且，这些涉及基因组、细胞等前沿研究的成果已经在应用端快速地转化落地，比如利用遗传检测产前阻断的方法，众多单基因遗传病在地球上被消灭已经不再是梦想。”回首40年个人成长脉络以及国家在生命科学领域的成果，贺林感慨颇多。不过他也表示，遗传咨询师依然是目前我国遗传学发展的重要瓶颈，只有尽快补上这一短板，我国的遗传学科才能获得更好发展。

（贺林：遗传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教授、Bio-X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教授、生物医学研究院原院长；两任国家973计划首席科学家，上海科技功臣奖获得者，发表SCI论文30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