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核问责“治权”：法治与“乌纱帽”挂钩，决策失误终身追责

　　“政府是执法主体，对执法领域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以权压法、权钱交易、徇私枉法等突出问题，老百姓深恶痛绝，必须下大气力解决。”习近平在对四中全会《决定》作出的说明中这样谈道。

　　这样的表述，折射出高层对于当前一些官员行使权力时的特权思想、人治思维，有着清晰的认识。

　　针对这些问题，《决定》提出，把法治建设成效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提出“在相同条件下，优先提拔使用法治素养好、依法办事能力强的干部。对特权思想严重、法治观念淡薄的干部要批评教育，不改正的要调离领导岗位。”

　　马怀德向中新网记者表示，其实这就是自己倡导多年的建立“法治GDP”，用政绩考核的“指挥棒”规范官员权力，“这种考核并非不能量化，行政复议、诉讼、投诉、申诉、信访及领导干部学习法律的次数、考试成绩等，都可作为考核指标。”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也表示，过去出现的官员侵害公民权益的现象，多数与公权力的行使方式不当有关，导致以权代法的问题比较突出。现在将法治作为硬性指标来从整体上规范，按照法律来行使社会管理权，对官员的行为进行约束，有利于树立法治思维。

　　其实，除了将法治与“乌纱帽”挂钩，四中全会还特别严格了对于权力运行的纠错问责机制。《决定》提出，完善纠错问责机制，健全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罢免等问责方式和程序。此外，《决定》还提出“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

　　“以往行政决策者本人往往对决策后果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一些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后，当时的决策者可能已退休，甚至异地升官，无人去追究责任，这造成决策者有恃无恐。”马怀德说，对决策的终身追究，现实针对性非常强。

　　“目前一些基层干部为了政绩，以改革的名义推进一些‘拍脑袋’的决策，运用权力时的法治意识、法治观念太差，这种现象已经比较严重。”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也向中新网记者表示，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这对于官员特别是“一把手”的权力运行是有力的约束。(完)